一直以为港片里查案的廉政公署，是公务员里的精英。结果今天才知道，人家压根就不是公务员。 他们是聘用制。这就有意思了。说白了，人家不进公务员那个圈子，不用排资论辈，任免也不走那套流程。唯一的绩效目标，就是查案子有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任免，不受公务员体系管，直接对特区最高负责人交代。等于说，一群“局外人”，专门负责监督“局内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贪腐渗透日常：救护车接送要“茶钱”，医院取物需打赏，入学、申请公屋都得塞红包。其中警队贪腐最猖獗，不少警员收贿包庇黄赌毒，形成庞大利益链，民怨日积月累。 1973年“葛柏事件”成为导火索：英籍总警司葛柏涉嫌受贿430多万港元，在被要求说明财富来源期间成功潜逃英国。 “反贪污、捉葛柏”的抗议席卷香港，港英政府被迫回应，采纳《百里渠报告》建议，于1974年成立完全独立的廉政公署。 而确立聘用制的核心目的，就是避免被原有官僚体系同化——若ICAC人员是公务员，最终只会沦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反贪沦为空谈。 聘用制的首要优势是用人灵活高效。ICAC不受公务员编制、排资论辈限制，面向社会吸纳律师、会计师、专业侦查人员等人才，任免权归廉政专员，绩效只看办案成果，无关人情关系与官场规则。这种模式筛出的是专业精干的办案队伍，而非混日子的官僚。 在人事之外，ICAC 更实现了经费与职权的彻底独立：依《廉政公署条例》，ICAC经费直接取自政府一般收入，不依赖任何部门，从根源杜绝“拿人手短”；职权上，经廉政专员同意可搜查公共机构、使用武力，甚至无需手令逮捕嫌犯、查阅银行账目。 且廉政专员直接对特区最高负责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或个人指令，即便最高负责人也不能干预具体个案，让查案无后顾之忧。 ICAC很快用实绩证明制度威力：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追捕葛柏，1975年初成功将其引渡回港，最终葛柏被判入狱四年，不仅平息民怨，更树立“贪腐必查”的信号。 此后，他们接连查办油麻地果栏87名警员集体贪腐案、26座公屋贪腐案等大案——即便面对警察抗议仍坚持调查，为查清公屋贪腐链条排查数千人，最终将涉案人员全部绳之以法。 ICAC反贪既打“老虎”也抓“苍蝇”，从律政署高官受贿案，到保安4000港元贿选岗、家长行贿求入学等民生小事，均“零容忍”。 这种态度逐步扭转香港社会风气，使其从贪腐猖獗之地蜕变为全球公认的廉洁城市，国际廉洁排名常年靠前，ICAC功不可没。 有人疑问：权力大且独立的ICAC，如何避免自身腐败？答案是严密的监督机制：内部设调查监察小组（L组）查处自身人员违纪贪腐；外部有四个由社会贤达组成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全程审查工作。这种“内有约束、外有监督”的设计，确保ICAC“打铁自身硬”。 说到底，ICAC的成功核心是“独立”，而“非公务员”聘用制正是独立的根基。它让ICAC跳出官僚漩涡，以“局外人”身份保持清醒锋利，只对案件与公平正义负责，印证了反贪的关键是打破利益捆绑、保障监督独立。 如今ICAC不仅是香港反腐标杆，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经验。从平息民怨而生，到成为国际反腐典范，几十年实践证明，“非公务员”身份正是其成功的关键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