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农民朱海清在地里干农活，村长气喘吁吁跑来：“别干了，快回去，你家来了个大官！” 朱海清正弓着腰薅玉米地里的杂草，汗水顺着皱纹往下淌，浸透了蓝布褂子。听见村长的话，他直起腰抹了把脸，手里的锄头都没放下：“啥大官？我一土农民，哪认识啥当官的？你别拿我寻开心。”村长急得直跺脚，拽着他的胳膊就往田埂上拉：“谁跟你开玩笑！人家开着吉普车来的，穿的笔挺，还带着警卫员，一进门就问‘朱海清同志在家吗’，语气敬重得很！” 朱海清半信半疑地跟着村长往家走，心里直打鼓。他这辈子除了年轻时在部队见过连长、营长，就没跟“大官”打过交道。脚下的泥路坑坑洼洼，他一边走一边琢磨，是不是当年在部队的事出了啥纰漏？还是家里孩子在外头闯了祸？越想越不安，脚步都不由得加快了些。 远远就看见自家土坯房门口停着一辆绿色吉普车，车身上的五角星在太阳下亮得刺眼。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年纪稍长，头发有些花白，却腰板挺直，另一个年轻些，背着挎包，眼神锐利。朱海清刚走到院门口，那年纪稍长的人就快步迎了上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海清同志，可算找到你了！我是赵建国啊，还记得我不？” 朱海清盯着对方的脸看了半天，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老赵？你是当年的指导员老赵？”赵建国用力点头，眼眶都红了：“是我！整整三十五年了，我可把你找着了！”两人攥着对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画面，一下子涌进了脑海。 朱海清是1951年参军的，那年他刚满18岁，瞒着家里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跟着部队跨过了鸭绿江。部队跨过了鸭绿江。赵建国是他的指导员，两人在一个班，一起参加了上甘岭战役。1953年的一场阻击战中，敌人的炮弹炸塌了掩体，朱海清为了掩护赵建国和另外两名战友，被弹片击中了左腿，当场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已经躺在了后方医院，而部队已经开赴下一个战场，他和战友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伤好后，朱海清因为左腿落下残疾，不符合继续服役的条件，就申请退伍回了乡。他从没跟村里人提过自己在部队的经历，更没说过自己立过功——当年的军功章，在转移医院时弄丢了，他觉得没了凭证，说出来也没人信，索性就埋在了心里。这些年，他靠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虽然腿不方便，但干活从不偷懒，村里人只知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人知道他曾是个战功赫赫的战士。 赵建国坐下后，喝了口朱海清递过来的粗茶，缓缓说起了来意。原来，部队最近在整理抗美援朝老兵的档案，发现朱海清的名字在“失踪人员”名单里。赵建国这些年一直没放弃寻找他，凭着当年朱海清提过的家乡地名，辗转了好几个省份，终于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里。“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不在了。”赵建国握着朱海清的手，声音哽咽，“你立了二等功，部队一直在找你落实待遇，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朱海清低着头，手指摩挲着粗糙的桌沿，眼眶也湿了。他想起当年在战场上，战友们一起吃炒面、喝雪水，想起牺牲的弟兄们，声音沙哑：“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那些牺牲的战友，才真正值得记着。我回来能活着，能有口饭吃，就知足了，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这话让赵建国更受触动。他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红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枚崭新的二等功军功章，还有一份退役军人优待证。“这是国家给你的荣誉，你必须收下。”赵建国把军功章别在朱海清的胸前，“你的功劳，国家没忘，战友们也没忘。”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都涌到朱海清家看热闹。有人看着他胸前的军功章，感叹道：“真没想到，老朱还是个大英雄！”还有人想起平时朱海清总帮着邻里干活，谁家有困难他都乐意搭把手，纷纷说：“怪不得老朱为人这么仗义，原来是部队里出来的！”朱海清的老伴抹着眼泪，拉着赵建国的手说：“他从来不说这些，我只知道他腿是打仗伤的，没想到还立了这么大的功。” 朱海清摸着胸前的军功章，心里百感交集。这枚迟到了三十五年的荣誉，不仅是对他当年牺牲奉献的认可，更让他想起了那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他站起身，对着赵建国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虽然左腿有些踉跄，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那天晚上，朱海清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把军功章放在枕边，一遍遍摩挲着。他想起当年参军时的誓言，想起战场上的硝烟，想起回乡后平淡的日子。其实，他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当兵打仗，还是回乡务农，他都凭着良心做事。 像朱海清这样的老兵还有很多，他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脱下军装后又隐姓埋名，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只把荣誉藏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