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淦昌邀请束星北加入中科院。束星北把头一扬，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当时的院长郭沫若是个文人，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确实还有很多人也是非科学家，都在院里面安排了职务。 王淦昌和束星北是多年的至交，他们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是同窗，回国后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共事，一起在战火中把实验室搬到湄潭的破庙里，连黑板都是用石灰水刷的。 王淦昌知道束星北的脾气，他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做学问讲究纯粹，看不惯行政事务掺杂进科研里。王淦昌本来以为束星北只是发发牢骚，没想到他会直接拒绝这个多少科学家挤破头都想进的地方。 束星北不是信口开河。他1931年就回国了，在浙江大学教了19年书，培养出李政道、程开甲等一批顶尖学者。他上课不带讲稿，随手在黑板上推导公式，能从牛顿力学一直讲到相对论，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 他也敢和校长拍桌子，为了给学生争取更好的实验设备，他能在校长办公室里站着争论一下午，直到对方松口为止。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让他在学术界出了名，也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的中科院刚成立不久，很多岗位确实安排了没有科研背景的行政人员。束星北去北京开会的时候，亲眼看见有人把科研经费拿去盖办公楼，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却因为没钱维修而闲置。 他去找相关负责人理论，对方却拿“服从组织安排”来搪塞他。这让他非常失望，他觉得科学研究需要纯粹的环境，不能被行政事务干扰。他拒绝王淦昌的邀请，不是赌气，是真的不想让自己陷入那种复杂的环境里。 王淦昌理解束星北的想法，但他还是觉得可惜。他自己后来去了中科院，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知道科研和政治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科研项目都需要国家的支持。他劝束星北，说“我们可以在体制里做纯粹的科学”，可束星北就是听不进去，他说“我做不到和那些人同流合污”。 束星北后来去了山东大学，没过多久就被划为“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下放到青岛医学院去当图书管理员。他没抱怨，每天整理完图书，就在走廊里给学生讲物理，用废报纸演算公式，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 就算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也没放弃研究，在田埂上还在琢磨相对论。他的学生说，老师这辈子，心里只有物理，别的什么都装不下。 1978年，束星北被平反，恢复了教授职务。那时候他已经73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可还是坚持给学生上课。他在课堂上说，“科学是最纯粹的，容不得半点虚假”，这话和当年拒绝中科院时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他一辈子都没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束星北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纯粹，不愿意向现实妥协。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固执，却也无比珍贵。科学需要纯粹的环境，更需要纯粹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的进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