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穿搭真让我轻敌了， 地铁玻璃上映出一张模糊的脸，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下新买的羊绒围巾——浅灰色，触感像捧着一缕烟。镜面晃动时，余光瞥见隔壁车厢一个身影：卡其色工装裤洗得发白，肘部磨出毛边的牛仔衬衫，一双看不出牌子的帆布鞋。 他斜挎着个军绿色帆布包，上面别着枚褪色的熊猫徽章。普通得像是从某本人流量最大的都市小说里走出来的背景人物，下一秒就会融化在通勤人潮里。 我移开目光，耳机里流淌着肖邦的夜曲。直到广播报出国家图书馆站，那个身影和我同时起身。我们前一后走进古籍修复研究所的会议室。长桌尽头，主任正在说话：“……这位是南京请来的纸张微生物专家，沈墨老师。” 帆布包被轻轻放在桌上。那个“背景人物”站起身，点了点头：“开始吧。” 会议是关于一批明代地方志的抢救方案。当众人还在谨慎措辞时，他忽然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老式铁皮铅笔盒，打开，里面是几十片裁成不同形状的桑皮纸样本。“湿度每变化5%，纤维的应力反应完全不同。”他用铅笔尖轻轻点着纸样上的霉斑，“这不是普通的黑曲霉，是适应了古籍胶料的变种。 得用它的天敌来对付它。”说着又从包里摸出个小玻璃瓶，里面是些肉眼难辨的孢子，“我从皖南一座老宅的梁上找到的，它们只吃特定霉种。” 有人提问文献依据。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报出明代《装潢志》的卷数、清代某县匠作档案的页码，以及日本某冷门期刊上篇论文的DOI号。没有炫耀，就像在说“今天下雨了”。 休息时，我发现他帆布包侧袋插着的不是手机，是本边角起毛的《天工开物》线装影印本。他察觉我的目光，抽出书，翻开某一页，指着一段关于纸张防蠹的记载，铅笔批注细如蚊足：“你看，古人早发现银杏叶提取液有效，但浓度是关键。我试了二十七种比例……” 那一刻，我脖颈间的羊绒围巾忽然有些扎人。我花了整个早晨在镜子前构建的“专业形象”，在他那洗白的衣角和装满知识的帆布包前，轻薄得像张漏墨的宣纸。 我忽然想起他刚才的一句话，关于古籍修复的，此刻听来却像谶语：“最危险的就是以为看透了表面。有些绝症，看起来就像普通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