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一直如雷贯耳关于他兴建兴中会，立志救国的故事

提起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一直如雷贯耳关于他兴建兴中会，立志救国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 孙科的童年是在檀香山的流亡岁月里度过的。 父亲为革命四处奔波，母亲卢慕贞用客家女性的坚韧撑起家庭，那些年寄往国内的家书里，既有对父亲的思念，也藏着一个少年对革命之子身份的迷茫。 后来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政治学家约翰·伯吉斯，毕业论文《都市规划论》里画满了广州街道的改造草图，那时的他大概以为，能用钢笔勾勒出一个崭新的中国。 1921年的广州街头，刚满30岁的孙科站在越秀山脚下比划着规划图。 他要在这里开辟新路，修建跨江大桥，还要建立现代市政体系。 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耳光，因军饷筹措问题，这位留洋博士竟和胡汉民在办公室动了手。 父亲闻讯赶来，拔枪指着他骂革命家庭没有特权，报纸上官二代恃宠而骄的标题，比珠江的潮水还汹涌。 蒋介石曾评价孙科有三重脾气：少爷脾气让他不懂官场妥协，外国脾气使他难融本土规则，革命脾气又让他总想着改变现状。 1931年他联合汪精卫在广州另立政府倒蒋，1948年又提议与中共划江而治，每次都想维护父亲的革命遗产，每次都落得里外不是人。 就连婚姻也拧巴，明着有妻子陈淑英，暗地里却和蓝妮维持关系，把父亲倡导的一夫一妻制抛在脑后。 1949年的纽约寒冬，曾经的立法院长挤在火柴盒木屋里啃面包。 从颁布800多部法规到靠朋友接济度日，巨大的落差让他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 深夜里，他趴在折叠桌上写《中国与战后世界》，钢笔没水了就蘸口水继续写，那些关于宪政的思考，终究没能抵过现实的骨感。 1965年台北的春天，74岁的孙科坐在总统府资政办公室里整理父亲的文献。 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孙中山先生全集》的校样上，他用红笔圈出天下为公四个字，手指在纸面轻轻摩挲。 晚年的他很少谈政治，只是每天清晨都会去书房待上几小时，书架上那套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书脊已经磨得发亮。 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孙科捐赠的数万册藏书整齐排列，扉页上的批注还留着当年的笔迹。 有本《都市规划论》的空白处写着1921年广州方案再议，墨迹已经晕开。 这些泛黄的纸页里，藏着一个读书人在乱世中最后的坚守，比任何政治头衔都更接近他想成为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