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废除战后和平体制文件：日本向军国主义体制大步迈进 日媒1月10日报道，为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日本政府正协调拟于今年春季设立由外交、安保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咨询会议。 日媒说，为实现防卫力量的彻底强化，政府正推进讨论，目标在今年内完成对四年前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修订。 日媒胡扯，“在此背景下，政府正协调拟于今年春季设立由外交、安保及网络安全专家等组成的咨询会议。该会议将分析国际形势、朝鲜与中国军事力量增强、俄朝协作深化等东亚安保环境，进而讨论必要防卫力量形态并汇总建议。” 关于三份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也计划于4月前完成对政府的建议汇总，后续将“正式展开相关讨论。” 日本计划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其核心目的在于突破战后军事限制，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转型。 军事能力突破上， 摆脱“专守防卫”，获得主动进攻能力。 发展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采购远程导弹，构建远程打击体系。 战略自主与绑定上， 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追求更大自主权，并拓展全球安全网络。 深化与美军事一体化，构建共同威慑；同时加速装备自主研发，并强化与澳、印、菲及北约的合作。 地缘布局与威慑上，将防卫重心转向西南，针对性布局，并介入地区事务。 推进西南诸岛“要塞化”军事部署；将“台湾有事”与自身安保政策挂钩。 国内政治与安全化上，迎合国内右翼政治议程，以安全为名推动国家转型。 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已提前达到GDP的2%），并将经济、科技等议题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此次修订的核心是彻底摆脱“专守防卫”原则，使日本获得主动的、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能力。 构建“反击能力”：修订的核心是正式确立并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实质上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标志着其防卫政策从“守”到“攻”的根本转变。 发展远程打击体系：为实现此能力，日本正加速采购和研发远程攻击武器。例如，计划在2026年前部署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研发国产高超音速武器，以构建“防区外防卫能力”。 大幅扩充军费：为支撑转型，日本防卫费持续暴涨。高市早苗政府已提前两年实现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2023至2027财年防卫费总额计划增至约43万亿日元。这笔巨额开支相当于日本国民每人每年负担超过9万日元。 日本的战略调整并非简单“追随美国”，而是在强化同盟的同时，积极寻求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广泛的国际安全角色。 深化与美军事绑定：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安全核心，旨在整合双方导弹打击体系，构建 “日美共同威慑架构” ，实现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 追求军事自主：在依赖美国的同时，日本正通过重点发展国产远程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等装备，力图逐步减少对美武器的依赖，谋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性。 构建广域安全网络：日本积极推动“印太化”，通过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向菲律宾等国提供军事装备、与北约签署伙伴计划等方式，构建一个超越日美同盟的广域盟伴网络。 日本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关注点呈现出明确的地域指向性。 重心转向西南：防卫重心正加速向西南诸岛转移，推进所谓的“要塞化”建设。例如，在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意图形成对关键海峡的封锁能力，并建设可支撑高强度作战的前沿基地。 介入地区事务：日本政府公然将“台湾有事”与自身安保政策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试图为未来可能的军事介入预设法理基础。 这一战略转型深植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整体国家战略演变之中。 国内政治动因：强军政策旨在迎合国内右翼势力和军工集团诉求，通过渲染外部威胁来巩固执政地位。这延续了日本保守势力长期追求的“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议程。 国家战略“安全化”：国家发展的逻辑正在改变，经济、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乃至海洋政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正被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进行审视和管控。例如，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对关键供应链和技术出口的管制。 日本的这一系列动向已引发强烈的国际关切和国内反对。 国际社会警告：中国外交部明确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并敦促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周边国家及国际舆论也普遍担忧这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国内反对：日本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对声音。《赤旗报》社论批评强军扩武威胁和平且损害民生，将导致增税和民生支出削减。在野党也表示将在国会进行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