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毛主席发布通告，废除东交民巷所有的外国驻军特权！但各国却联合抵制赖着不走，毛主席：必须贯彻执行命令！ 1950年1月，北京的风很硬。北京市军管会把公告贴在城里：所有帝国主义军营一律收回，建筑统统征用，所谓驻兵权全部取消，七天之内，各使馆的武装人员必须撤走。 那条巷子多年被人叫作“国中国”，外国军人早把这里当成自家后院。听说新政府要收回军营，许多人并不当回事，在他们心里，《辛丑条约》还压在那儿，驻兵权写得明明白白，新旧政权不过换个管家，老合同照样算数。 美国“总领事”柯乐博就是这么想的，他写信给周恩来，自称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就享有在东交民巷驻兵的权利，希望中国不要“侵犯美国权力”。 这种口气并不新鲜。 鸦片战争以后，到中日甲午，再到《辛丑条约》，清政府一而再地签字画押，从割地赔款、在华驻军、领事裁判权，到海关、对外贸易、金融和财政，实权一层层被拿走。 辛丑年条约落笔，列强干脆把在华驻军权写进文本，东交民巷成了枪口看守下的地方。 政权从清廷换到国民党，这张网一直罩着中国。 局势到四十年代末忽然翻转。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完，中国大部分地区即将解放。枪声未散，新的问题已经逼上前来：以后这个国家怎么同世界打交道，是抱着旧条约继续熬，还是把老账一本一本翻清。 西柏坡的一间土屋里，毛主席同米高扬一行聊起外交时，顺口用了一个比喻。 国家像一个家庭，屋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柴草垃圾乱堆，尘土跳蚤臭虫虱子全在里面扎营。解放以后，总得先打扫干净，家具摆顺，秩序理出来，再请客人进门。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搭把手；那些不老实的客人，就先在门外晾着。这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新中国的外交劲头点透了。 北平解放那天，东交民巷已经被单独拎出来。 毛主席把那条街比作“中国人脸上的疮疤”，入城路线专门安排部队从那里踏过去，让人看见，这块被列强圈出来的“国中国”，重新纳入城市的骨架。 1950年的那纸公告，就是把当时的脚步声写进了公文。 新中国筹建时，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和协定，由中央人民政府逐项审查，根据内容分别决定承认、废除、修改或者重订。新国家不会替旧政权无条件接盘。 条约从哪下手审，得有人专门翻。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批准在外交部设立条约委员会，让熟悉国际法和旧账历史的工作人员，把旧中国签过的条约一份份摊开，一条条对照。 结果一出，除个别涉及边界的条款需要另行处理之外，那些条约没有哪一部配得上“完整承认”，也没有哪一部值得略改几笔就继续套在新中国头上。 有了这层底气，北京军管会收回军营的公告就不再只是硬话。 所谓驻兵权，本身就是不平等条约强塞出来的东西，新中国既不认那套条约，自然也没有义务继续容忍这些驻军。柯乐博在信里念叨条款，中国外交部在交涉中给出的，是清清楚楚的原则态度。 七天的期限定在那里，让人看明白，中国已经不再是任人搬弄的旧天地。 打扫屋子，不止是扫掉门口的垃圾。 新中国政府宣布，旧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统统作废，才谈得上以平等主体的身份走进国际社会。 接下来的路，同朝鲜、苏联等国签下的第一批条约，就站在平等互利的地基上，各说各的需求，各担各的义务，这和过去被迫在炮口下签字完全不是一回事。 时间往后推，条约越签越多。 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已经超过两万项，参加的多边条约也有五百多项，经贸、科技、环境、安全、边界、海洋都在其中。 香港、澳门的回归，是条约实践的一场考验。 那里牵扯到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也牵扯到新的国际规则，新中国提出解决回归涉及条约问题的方案，用新的安排接住历史的尾巴，让主权回归也落在法律框架里。 今天的中国，把“重信守约”写进对外名片，通过缔结和参加条约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全球治理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都离不开这种态度，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想在一纸纸条约里作出实打实的承诺。 夜幕落在如今的东交民巷，街灯亮起，行人匆匆。 那张写着“一律收回”和“七日撤离”的公告，只能在档案馆里翻到影印件，那些把《辛丑条约》挂在嘴边的驻军早已作鸟兽散，剩下的老房子静静站着，把那段日子留给后来的人去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