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长相清秀漂亮水灵的女孩，看样子是富裕人家的大家闺秀，被残忍兽性大发的日军抓获，日军拍照炫耀他们抓获的‘战利品’。 照片是黑白的，有些模糊，但女孩眼里的惊恐，像碎玻璃碴一样扎人。她叫沈书涵，这个名字，是父亲翻了好几晚《诗经》才定下来的。父亲在夫子庙附近经营着两家绸缎庄，生意最好的时候，柜台上的算盘声能从清晨响到日暮。 书涵记得，去年生日，父亲送她的是一支美国产的“康克琳”自来水笔，亮闪闪的，她说要用来记日记，记下学校里所有有趣的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服，青衫黑裙，她总是洗熨得最平整的那个。 这一切，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碎得连影子都不剩。炮声越来越近的时候，母亲慌了神，催着父亲赶紧带全家去下关码头，听说那里有船。父亲却犹豫了，他舍不得半生经营起来的铺面和宅子，总以为战争是军队的事，再怎么样，也不会对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如何。“国际区不是划了吗？我们去那儿躲躲，最安全。”父亲这样决定。 他们随着惊慌的人流，涌进了那所谓的安全区。书涵紧紧攥着母亲的手，另一只手抱着她那个装着钢笔和几本旧书的蓝布包袱。 安全区并不安全。饥寒、拥挤和无处不在的恐惧，像霉菌一样在每个人心里滋生。第三天下午，几个日本兵还是端着刺刀闯了进来，嘴里叽里呱啦地吼着，眼神像钩子一样在人群里扫视。当他们的目光落到书涵身上时，时间好像突然停住了。 母亲下意识地把女儿往身后拽，这个动作却刺激了那些兵痞。他们哄笑着，用枪托粗暴地拨开母亲，一把抓住了书涵纤细的胳膊。父亲扑上来想拦，被一枪托砸在额角，鲜血顿时糊住了眼睛，瘫倒在地。 母亲的哭喊声、周围难民压抑的抽气声，还有日本兵得意洋洋的呜咽声，混成一片，书涵什么都听不清了，只觉得那只攥着她胳膊的手，铁钳一样冷，冷得她骨头缝都在疼。 她被拖出拥挤的棚户，来到一片满是瓦砾的空地。午后的阳光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酸。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军官的人走了过来，打量货物般上下看了她几眼，然后咧嘴笑了，露出焦黄的牙齿。 他朝旁边拿着照相机的士兵挥了挥手。书涵不明白他们要做什么，只是本能地感到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羞耻正在逼近。她挣扎，扭动，头发散了，衣服扣子也被扯掉一颗。 拿相机的士兵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旁边两个日本兵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死死架住她的胳膊，强迫她面对镜头。那个军官甚至伸出手，粗鲁地捏住她的下巴，把她的脸往上抬了抬，好让“战利品”的脸在照片上更清晰。 就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刹那，书涵停止了挣扎，她直直地看向镜头，看向镜头后面那些魔鬼般的面孔，那双曾经只映照着书本和繁花的眼睛里，只剩下冰冷的、凝固的绝望。她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也和父亲额角的血一样，彻底地死去了。 这张照片，后来流了出去。它可能被塞进某个日本士兵的家信里，成为他向家乡同伴炫耀“武勇”的谈资；也可能被贴在军营的墙上，供更多的人品评玩笑。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被剥夺了一切尊严、只剩下“女性”和“俘虏”属性的符号。 而符号背后那个真实的沈书涵，那个有名字、有家庭、爱用自来水笔写日记的十九岁女孩，从此湮没在历史最黑暗的褶皱里，再无踪迹。 没有人知道快门按下之后，她遭遇了什么，最终又魂归何处。那张定格了她最屈辱瞬间的相纸， ironically，竟成了她存在过的、为数不多的证据之一。 我们铭记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字沉重如铁。但历史的面孔，往往是由无数个“沈书涵”这样具体的、鲜活的生命悲剧叠加而成的。当侵略者的暴行具体到一个女孩被捏住下巴面对镜头，当苦难具体到一支漂亮的钢笔永远消失在瓦砾中，那段历史才真正刺痛我们的神经。 照片上的日军在笑，可这笑容，恰恰是人性所能堕入的最深的黑暗。它炫耀的不是胜利，而是彻底的野蛮；它记录的也不是战功，而是永远无法洗净的罪孽。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看这张或类似这样的老照片，除了愤怒与悲痛，是否更应该警惕？警惕那种将他人“物化”为非人“战利品”的思维，警惕任何形式的暴力与征服对个体尊严的践踏。因为每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都曾是一个如沈书涵般，本该拥有漫长而温暖人生的普通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