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赴汉城发表公开演讲。演讲过程中，一位韩国民众情绪激昂地打断了他，质问道：“我们认同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行为，因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敲响了丧钟。但我们无法理解，作为侵略国国民，你们有何资格对此次轰炸提出批评？” 面对这一质问，大江健三郎当场向该韩国民众鞠躬致歉，并郑重回应：“我谨代表大部分具备良知的日本人向您承诺，我们不会批评那场轰炸，更不会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翻案。” 然而，大江健三郎的表态已然深刻表明，他既无法代表全体日本民众，更无法代表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自战败以来，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态度模糊，不仅刻意掩盖侵略罪行、回避慰安妇等核心历史议题，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亦存在不公之举，此类行径显然无法令曾深受其侵略之害的国家与民众信服。 因此，大江健三郎的个人致歉不具备实质性意义，亦无法平息受害国家与民众的情感创伤。究其原因，在于该致歉既缺乏官方的正式性，亦不具备代表国家的权威性。这种非官方的个人致歉，反而可能引发更多关于日本历史认知的质疑，而这些深层次的历史争议，显然并非大江健三郎个人所能化解。 若日本政府在今后仍持续否认侵略罪行，那么在亚洲地区的国际交往中，日本将难以建立互信关系，更无法与其他国家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发展。毕竟，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始终铭记其犯下的战争罪孽。演讲结束后，大江健三郎显然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故而在《春秋评论》杂志发表文章，对日本政府的历史态度提出批评，文章标题明确指出：“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这篇文章从日本历史沿革与未来发展的双重维度，对日本的现实困境展开反思。相较于普通日本民众的认知，其思考无疑更为深刻，兼具思想性与批判性。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家的身份特质亦为这篇反思文章带来了局限性——作为创作者，其思想难免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易陷入主观臆想，与现实情况存在偏差。 这一局限性集中体现在文章的另一个标题：“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 该文章发表两年后，方军将此文转交于曾参与侵华战争的藤井（原文“藤井老鬼子”表述不当，予以修正），藤井当即否定了这一标题，并讲述了一个故事予以反驳。 从前，有一位日本民众也曾就战争议题在报刊杂志发表观点，其引发的社会反响远超大江健三郎——仅数日内便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与大江健三郎不同，这位发表观点的并非知名作家，而是一位75岁高龄的普通日本老妇人。 为何一位普通老妇人的言论能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共鸣？ 这源于她独特的战争经历。她亲历二战，婚后仅10个月，怀有身孕的她便与丈夫分离，丈夫应召奔赴缅甸战场。这场由国家与战争引发的分离，她未曾有过怨言；此后，美军空袭致使她失去所有财产，连安身之所都不复存在，她依旧未曾怨言。究其根源，在于她内心始终期盼丈夫能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凯旋而归，故而对战争带来的苦难选择隐忍。 但隐忍不代表没有质疑。她与丈夫，乃至当时的多数日本民众，均被误导认为自身参与战争是“为国捐躯”，是为守护和平与家园而战。基于这一认知，他们必须否认日本的侵略本质——否则，为国捐躯的丈夫将沦为侵略者，成为后世唾弃的对象，其牺牲也将被视为毫无价值的个人意志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老妇人的言论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共鸣。相较于大江健三郎的精英视角，她的表述更能反映当时日本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与社会认知现状。 从战争期间至战后，日本社会始终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认知困境，缺乏承认历史错误、开展自我批判的勇气。也正因如此，日本在历史认知的矛盾中畸形发展。 由此可见，“真正的反省已悄悄而深深地蕴藏在日本”仅能是一种理想愿景。毕竟，日本政府尚未正式承认侵略错误，战争罪行亦未得到彻底清算，在此前提下，所谓的“反省”与“救赎”无从谈起。 曾参与侵华战争的藤井，显然比多数日本民众更能洞悉战争的本质——日本在历史认知的核心问题上，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一历史现实亦警示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我们没有资格替先辈原谅侵略者，更何况日本至今仍未正视并承认其犯下的战争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