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万里的水利观点深受西方教育影响，他主张工程必须尊重河流自然规律。早在1950年代，他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兴建，认为上游泥沙会淤积，导致渭河平原威胁增大。会议上，他独自坚持不修高坝，建议留底孔排沙，但未被采纳。三门峡建成后，淤积迅速发生，证实了他的预判，但也让他付出代价。进入1980年代，三峡工程重启讨论，黄万里基于对长江水沙特性的研究，认为长江属于淤积河段，不适合高坝。 他的反对焦点是上游金沙江带来的粗颗粒卵石，这些粒径大、重量重的物质，水流减缓后无法排出，将沉积在重庆段河道。1986年，他通过科技刊物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大坝不可修建。随后，他多次写信给中央领导，阐述理由。信中他计算显示，卵石沉积会逐步抬高河床，影响重庆港航运。重庆港作为关键枢纽，一旦堵塞，经济影响巨大。更甚者，洪水期河床抬高会壅高水位，加剧上游洪灾风险。他走访长江沿岸，采集样本分析颗粒组成，进一步确认细泥沙可通过工程排出，但卵石问题无解。他的观点在学术圈引起关注，但官方论证未予重视。 支持三峡工程的专家承认泥沙风险存在，但提出“蓄清排浑”调度方式来应对。他们在论证中展示模型，解释通过排沙底孔和上游水土保持，能控制淤积速度。模型预测显示，淤积在可控范围内，工程的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远超长期成本。 长江中下游平原人口密集，城市众多，控制千年一遇洪水的工程成为紧迫需求。决策层权衡近忧与远虑，最终优先解决洪水威胁。黄万里要求公开辩论，在清华与学生讨论淤积机制，但未获回应。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决议，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反对和弃权票数创纪录，反映争议之深。 工程上马后，数十万建设者投入工作，攻克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难题，研发新技术确保坝体无缝。三峡工程全面建成运营多年，发挥防洪作用，水库多次拦蓄洪峰，降低荆江段压力，提高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防洪标准。发电方面，提供大量清洁能源，累计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航运条件改善，宜昌至重庆段通航能力从1800万吨提升到1亿吨以上。 泥沙淤积虽存在，但实际速度比预测慢，年均淤积约1.46亿吨，仅为论证预期的1/2。库尾重庆段问题突出，需要持续监测和清淤维护。管理者通过调度调整底孔排出浑水，组织清淤作业。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引发关注，如岸坡稳定需加固，地质监测持续进行。长期治理包括上游水土保持，减少泥沙入库。黄万里的异议虽未改变决策，却促使论证更深入，设计更周全，推动方案优化和执行。 三峡工程建成后，一些预言未完全应验，如卵石淤积量远低于黄万里估计，年均仅4万吨。重庆港未堵塞，航道维护通过工程措施实现。但库区水质变化和地质灾害仍需警惕，血吸虫病风险虽未大规模蔓延，却要求持续防控。工程效益在防洪上体现明显，2020年洪水期拦蓄洪水显著降低下游水位。 发电贡献占全国水电比例不小，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移民安置涉及百万人口，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受益于新城镇建设，但也存在社会适应问题。国防方面，早年担忧防空风险，在现代技术下得到缓解。整体而言，三峡已成为长江流域防洪体系骨干，但管理挑战持续存在，需要科学调度应对气候变化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