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举行追悼会时，老百姓质问警卫部队：“你们对总理到底有没有感情？！”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北京的风挺硬，长安街上冷得人哈气都白。 往人民大会堂那边走的人多得很，队伍一路拧成一股绳。 胳膊上那圈黑纱，一条接一条，看着有点扎眼。 到了台阶口，队伍慢下来。人一抬头，就瞧见门口两排警卫战士，军装笔挺，帽檐压得很低。 视线顺着军装往下扫，有人愣住了。 自己胳膊上黑纱勒得紧，警卫战士胳膊上，却是空的。 人群里一句话飘出来：“你们怎么不戴黑纱？”又有人憋不住了：“周总理追悼会，你们对总理到底有没有感情？”声音不算客气，带着火气，也带着哽咽。好些人本来就红着眼，被这一问，更觉得不顺当。 站岗的年轻战士脸涨得通红，嘴唇抿得死紧，手指在裤缝边绷着。 谁都没吭声，远远看去，只能看到一张张紧绷的脸，看不见心里那点翻涌的东西。 外头是群众的质问，里头是规矩。 追悼会前，警卫部队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执勤人员一律不得佩戴黑纱。 话传到连队，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暖瓶塞轻轻一响。 没人敢问为什么，只知道这是“上面定的章程”。等真到了大会堂，群众黑压压一片，全是黑纱，战士一个个袖子光秃秃站在当口，这下矛盾就撞一块了。 有个负责现场工作的干部，被骂得脸上挂不住，胸口那股子委屈越憋越疼，索性掉头往里冲。 他找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古远兴，人一进屋，眼圈就红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戴黑纱，群众骂我们，说我们对总理没有感情。”话还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他一边抹，一边憋出一句：“总理在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天天能见到他，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一点不比谁浅。” 古远兴听着，手上那支烟一直没点上。 周总理来大会堂，他跟着警卫布置路线，看着总理从车上下来，上台，散会，再送回去，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 他心里有数，这帮站岗的小伙子，对总理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 屋子里安静了一阵，只听得见外头人群的嘈杂声隐隐传进来。 黑纱这件小事，一头是命令，一头是人心。古远兴抬头，把烟按在桌上放下，语气不重，却带着股笃定：“别去细琢磨那些了。到治丧委员会领五百个黑纱，执勤的部队，全戴上。”那干部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头，眼泪也顾不上擦，转身就往外跑。 黑纱一捆捆领回来，铺在桌面上。 战士们排着队，一个个走上前去接。有人拿在手里看了看，指尖在布面上轻轻捻了一下。有人低头把黑纱绕在左臂，一圈，两圈，打个结，再把褶皱抹平。系完那一刻，心里像落了地。 再回到台阶上，一排军装整齐站好，左臂上齐刷刷多出一圈黑色。 外面的群众抬眼，先是愣神，随即有人轻声说了一句：“这就对了。”情绪像被人放了一点闸，该哭的哭，该叹的叹，嘴里的怨气散了不少，只剩下沉沉的难过。 从规矩上讲，古远兴这一下算是顶着命令干事。 治丧期间气氛紧绷，谁都知道有些看不见的眼睛盯着大会堂。他心里明白，周总理在全国人心里的分量，在这些日夜守在门口的战士心里的分量，远不是一纸禁令能盖过去的。有些礼数，不做才真叫过不去。 追悼会散了，人群慢慢往外退。 有人把黑纱小心取下，叠好塞进口袋，回家夹到日记本里；有人干脆一直戴着，回单位继续忙。 警卫战士悄悄松了口气，没人再冲他们喊那句刺耳的话。 没过多久，上面派人来了解情况，直奔主题：“谁同意警卫部队佩戴黑纱的？”古远兴没绕圈子，也没往下推，一口咬死：“人民大会堂警卫由我负责，战士戴黑纱，是我同意的。有问题，我来作检查。”话说完，屋子里更静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在那个年月，违背明文规定，哪怕只是条黑纱，也可能被放大成别的东西。 他做了打算，挨批，记过，前程受影响，都在盘算之中。等了许久，风声却慢慢小了下去。这件事，就那么放着，没有通知，没有处分，像被人轻轻盖上了一层布。 追悼那几天，老百姓排队吊唁，有人连夜守在大会堂外头。 不论出身高低，说起周总理，眼睛里都是水。谁敢在这种时候，硬生生去摘别人胳膊上的黑纱，不让战士表示哀思，那不只是得罪几个人，而是和一整座城、一整个国家的情绪较劲。 命令有命令的道理，民心有民心的秤。这回，是那杆秤更重一些。古远兴的那句“我负责”，被记在很多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护住他的，不只是一纸解释，还有千千万万老百姓心里对周总理的那份敬重。 多年过去，提起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人们先想起的，还是人民大会堂门前那片黑纱。风吹过来，黑纱微微颤着，战士站得笔直，群众在下面掉眼泪，谁也不再问“有没有感情”。 答案早就藏在那一片黑色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