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主席从上将名单中勾掉王建安，其原因竟然是王建安曾和陈毅吵过一架。 1980年七月，湖北红安一块地头，多了一撮灰。家人按遗嘱简单鞠躬，把骨灰撒进土里，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通知战友。 外面只听说“上将王建安去世，无人吊唁”，不知道这是他自己定下的走法。 这个名字，1955年曾在授衔名单上被主席亲手勾掉。 那年开国将士云集北京，军衔一档档往上定。上将名单送到案头，主席翻到“王建安”三个字，停了一下，用笔一划，说：“这个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一句话，把他从上将行列里撤下去。 几年前的一次会议，是这印象的源头。军中高干围坐一圈，陈毅主持，争议不小。 许多人心里不痛快，嘴上却绕着弯。王建安听着火起，当场顶撞，嗓门不低，最后一掌拍在桌上。风声传出去，只剩“牛脾气”“拍桌子”几个词，落在主席耳里，人没怎么接触过，便先记住“骄傲自满”这四个字。 1908年，他生在湖北红安一个穷农家。那里后来被叫作“将军县”，是湖北革命发源地，在他小时候，只是年成好时勉强吃饱、年成差时上街讨饭的穷乡。他小小年纪就向人要过馒头。 农民运动一兴起，乡下风向变了。他挤进农会，参加斗争，入了党，扛枪参加黄麻起义。少年时练过武，进了部队，每仗都要在心里过一遍，总结得失。识字不多，却爱琢磨，很快成了有主意的骨干。 跟着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他一路做到红八十八师政委。反“三路围攻”打赢，这个位置站稳。反“六路围攻”时，搭档师长汪烈山在火线上牺牲，他咬牙接过指挥，一师兵力硬扛几倍于己的敌军，多次把进攻打回去，那一仗把敌人打疼，他自己也差点搭上性命。 长征前夕，他升任红四军政委，雪山草地走下来，人还站在队伍最前头。到陕北后，他被送进红军大学，把这些年积下来的经验，在课堂里再理一遍。 围绕“张”字的一场风波，把不少红四方面军干部卷进去，许世友那回也挨了不轻的批评。有一次会上，他忍不住拍桌子，说“有话就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什么英雄好汉”，结果招来更多指责，被气得吐血住院。躺在病床上，他打起回老区搞游击的主意，想重拉队伍，约了一批老战友，名单里有王建安。 事到这一步，再往前迈就是另一条路。王建安心里掂量，把这事向上报告，把人先集中起来等组织处理。后面林彪、刘伯承先后做工作，主席亲自出面，劝住了这股要单干的劲。许世友从此对主席更加心服，对王建安心里的疙瘩却一直压着。抗战时期，两人都在山东军区，会上一遇见，许世友话里带刺，后台几乎不来往。 王建安想找机会解释，对方不接，矛盾就晾在那儿。 1948年，焦点落在济南。那时解放太原的部署刚铺开，王建安在那边忙，被叫到西柏坡。主席把新安排说得明白，让他去当山东兵团副司令，打济南，司令员准备用许世友，问他有没有意见。他想了想，只回一句“服从组织安排”。许世友那边还在养伤。 接到任命，他从床上爬起来，简单收拾就往泰安赶。路上听说兵团副司令是王建安，心里难免一沉，嘴上换成另一句话，说济南要是打不下来，就对不起主席，这回老王来了，得跟他齐心。 几天以后，王建安到达兵团司令部，许世友亲自出门迎接。一桌酒喝下去，两个人把多年的疙瘩压进战前的忙碌里，后来并肩指挥济南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是老脾气。下部队，多半一个人悄悄往连队里钻，不爱带一长串随从，最烦看到彩排好的“欢迎场面”。谁在搞花架子，他当面就点。有个副参谋长当年同他吵得不轻，换别人早记仇，他打听清底细，觉得人可靠又有本事，特地给总政治部干部部写意见，认真提了一次晋升建议。家里这边，他一样守规矩。妻子牛玉清1955年复员回地方，后来有几次机会能回部队穿上军装，他次次摇头，不愿让家人搭他的军功往上爬。 再看1955年的那张名单。授衔那年，他在青岛养病，典礼没赶上。罗荣桓心里有数，按他的资历战功，直接定中将总觉得低了，就提议把他的军衔问题先放一放。一年后，名单重新拿出来，有人把那次拍桌子的前因后果向主席讲清，也把他从黄麻起义、川陕鏖战，到解放战争一线主官的经历一条条捋顺。主席听完，改了主意，把那个曾经亲手勾掉的名字，又写回上将一栏。 从1927年南昌起义那几百号人，到1949年百万雄师渡江，这支队伍一路打过来，早期扛枪的青年，大多倒在半路。王建安从黄安田埂走出，从红四方面军阵地一路打到济南城下，又在和平年代熬了几十年。 年轻时在战场上争胜败，中年在会场上争是非，到生命最后，只剩一个念头：像普通农人一样回到土地里，不麻烦别人。 拍过桌子，挨过误解，也帮人顶过责任，这一生不算圆滑，却始终把骨头挺得很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