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

2008年年底，一辈子不看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多少钱？”儿子钱永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天，在医院查房时，医生举着手指考他：“钱老，100减7等于多少呀？”一向温和的他难得露出几分不满，瞪了医生一眼，气鼓鼓地回答：“93啊。”医生拍手称赞“真聪明”，门外的钱永刚也忍俊不禁。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测试几乎有些可笑。当年别人需要计算机完成的工作，他用算盘就能推演出来，如今却要用这道算术题来判断记忆是否清醒。 等医生离开，钱永刚拎着饭盒走进病房，正想劝父亲多吃一点，老人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改天给我支个电视吧。”儿子一愣，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追问：“买个电视要多少钱呀？贵不贵呀？” 在儿子眼中，这样的追问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心酸。钱学森一辈子克己奉公，待遇不低，却从不肯铺张，更不允许儿女借他的名头享受特权。 住院时仍穿着最普通的蓝衫，走在街上没人认得出他就是“航天之父”。这样一位把国家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晚年第一次为自己提要求，还要反复确认会不会给家里添负担。钱永刚强压住心里的酸楚，只能轻声安慰：“不贵不贵，您儿子买得起。” 其实，在提出这个请求之前，钱老的精神世界已经经历了一次次调整。年轻时，他习惯每天读书看报，子女和秘书一早就把报纸整齐地摆在书桌上，他戴上眼镜一行一行地读。后来眼睛花了，看不清密密麻麻的小字，家人就轮流念给他听。 再往后，他嫌总麻烦别人，儿子给他买了大号收音机，从戏曲到国际新闻，频道一换就是几个小时。等到耳朵也背了，广播里的很多声音听不清，只剩男播音员略高一些的声线还能断断续续送进耳朵里。 看不清，也听不真，他就只能躺在床上，在心里一遍遍回顾过去那些科研任务，偶尔有学生登门请教，他仍条理清晰地替人分析问题，让后辈惊叹不已。 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冲在第一线，获取信息的方式却不能就此中断。电视机，于是慢慢在他心里成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钱永刚很快就行动起来，去电器商场买回了一台液晶电视。电视安好的那几天，父亲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致，偶尔看看《新闻联播》，更多时候让屏幕黑着，这让儿子一度有些纳闷。直到某个下午，他推门进屋准备给父亲倒水，刚走到客厅，就听见电视里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 “这是《歌唱祖国》吧？”他下意识脱口而出。 沙发上的钱学森点点头，眼里闪着亮光：“是啊，这首歌真好听。”那一刻，儿子忽然明白了。1950年，这首歌在新中国诞生不久的土地上响起时，钱学森还远在大洋彼岸。 1955年，他顶着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把后半生全部交给了这片土地。对他来说，这些歌声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他与祖国之间绵延不断的情感纽带。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坚持要守着电视机。看新闻，听播音员的声音，跟着画面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听力退化以后，电视那种“能看也能听”的信息方式，比收音机更适合他。不断变换的画面，让他在衰老的身体里，仍保持着对世界的敏感和对国家的关切。 坐在电视机前时，他不只是在“消磨时间”。他会在科教节目里思考科技前沿，在新闻联播中留意国家发展，在纪录片里回想曾亲身参与的那些关键时刻。 他诚恳地说，自己这一生有很多遗憾，如果能再早一点回国，也许还能为国家多做些什么。同时，他又真心相信，自己培养的那一代又一代学生，会接过接力棒，把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得更远。 在旁人看来，一台电视机不过是普通家用电器，对他而言，却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远去的岁月，一头系着眼前的中国。通过这座桥，他可以听见《歌唱祖国》和《东方红》，看见祖国从百废待兴到蒸蒸日上的巨变，也能在心底默默把希望托付给后来人。 2009年10月31日，这位享年98岁的科学巨人，在北京安然离世。他留给亲人和国家的，既不是车房票据，也不是珍贵藏品，而是严谨求实、淡泊名利、心系家国的精神，以及一整套足以滋养后人的科学和思想遗产。 多年以后，钱永刚每每回忆起父亲，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个冬日的画面。老人轻声问出“摆个电视可以不”的瞬间，他看到的既是一位为国奉献一生的大家，也是一个普通而深情的中国父亲，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对祖国的爱，悄悄藏在了日常生活的一件小物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