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韩钧，要用3个团，去打日军佐佐木勋小组。众人疑惑：对方百来人，3个团人多了。韩钧瞪大眼，说：我要给副司令员报仇。 韩钧这话一出，指挥部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参谋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嘀咕：“一个加强中队，犯得着动用三个整团？”可没人敢当面反驳——韩钧是出了名的硬脾气，当年在晋西事变里，他带着决死二纵队硬扛阎锡山的旧部，枪林弹雨里都没眨过眼。现在他眼睛红得像烧着的炭，谁都看得出来，这仗他非打不可。 佐佐木勋小组是日军驻山西的“特别挺进杀人队”，一百来号人，装备精良，擅长偷袭。两个月前，他们在洪洞县突袭了八路军太岳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谢嵩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 谢嵩是韩钧的老上级，两人一起在红军里当过班长，长征时谢嵩还救过韩钧的命——过草地时韩钧得了重感冒，谢嵩把自己的皮大衣给了他，自己冻得嘴唇发紫。谢嵩牺牲的消息传来时，韩钧正在前线指挥反扫荡，他当场摔了望远镜，吼着“老子要扒了佐佐木的皮”。 现在，佐佐木的部队就在沁源县的山沟里活动，抢粮、杀百姓，还放出话要“踏平太岳根据地”。韩钧盯着地图看了整整一夜，手指在沁源的位置戳出一个洞——他知道，佐佐木狡猾得很，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而且周围埋了不少地雷。 用三个团打一百多人，听起来是大炮打蚊子，可韩钧有自己的算盘：佐佐木的部队分散在三个据点，每个据点不过三十多人，三个团分成三路，同时进攻，让他们首尾难顾；更重要的是，必须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彻底消灭这支“杀人队”，给谢嵩和牺牲的战士们一个交代。 战斗定在拂晓发起。韩钧亲自带着一纵队的三个团，悄悄摸到了佐佐木的据点附近。为了不打草惊蛇，部队在山梁上趴了整整四个小时，连咳嗽都不敢大声。韩钧的警卫员小刘后来回忆，师长那天腰上别着谢嵩生前送他的驳壳枪，眼睛一直盯着山下的灯光——那是佐佐木的哨兵在抽烟。凌晨四点，韩钧突然站起来，挥了挥手，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三个团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手榴弹像雨点一样落进据点。 佐佐木的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他们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很快就组织起抵抗。有个小队长带着二十多个人，退守到一座土窑里，用机枪封锁了入口。韩钧见状，抄起一把步枪，带着突击队就冲了上去。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他连眉毛都没动一下，直到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土窑，才骂了句“狗娘养的”。等硝烟散去，土窑里只剩下一地尸体，佐佐木勋的尸体也在其中——他胸口插着一把刺刀，是韩钧亲手捅的。 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韩钧站在据点门口，看着战士们清理战场，脸上没有笑容。他从一个牺牲的战士手里接过一张照片，那是谢嵩在延安照的，照片背面写着“钧弟，好好干”。韩钧把照片揣进怀里，对身边的参谋说：“把佐佐木的脑袋砍下来，送到谢副司令员的坟前。”说完，他蹲在地上，肩膀抖得厉害——他不是怕，是想起谢嵩当年教他打枪时说的话：“当兵的，要么不打，要打就打个痛快。” 这场战斗，八路军以零伤亡的代价，全歼了佐佐木勋小组，缴获了三挺重机枪、五十多支步枪，还有不少弹药。可韩钧没让宣传部门报道，他只对战士们说：“记住，咱们不是为了立功，是为了给兄弟们报仇。”后来有人说他小题大做，韩钧反驳：“一百多条人命，都是爹生娘养的，他们的仇，就得用一百倍的力气讨回来。”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韩钧的“任性”背后，是对战友的深情和对敌人的痛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复仇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为了让牺牲变得有价值——正如他在战后日记里写的：“每一个牺牲的战士，都应该活在胜利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