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 北京 一名18岁少年，因抢了路人1顶帽子被判流氓罪，并处以死缓，他积极参与劳改，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牛玉强出生在北京一个国企家庭，1965年降生，父母忙于工作，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他从小性格内向，不爱多言，在厂区大院里长大。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就在家闲待着。那时大院里有十几个没上学的孩子，拉帮结伙，他自然加入其中。在这个团体里，他岁数最大，却只是跟班角色。父母以为孩子们只是闹着玩，没太管束。团体取名“菜刀队”，成员十余人，准备了数把菜刀和黑面罩，多次参与街头活动。牛玉强跟着他们闲逛街头，逐步卷入纠纷。1983年春天，全国启动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活动，各地司法机关从严从快处理案件。牛玉强所在团体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流氓团伙，他随之被捕。判决书显示，他的行为包括伙同六人殴打刘某某和孙某某，并抢走孙的一把蒙古刀。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28日作出判决，认定牛玉强作为骨干分子，多次参与聚众持械斗殴和寻衅滋事。罪行列举：1983年5月某天，与两名同伙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参与砸碎李某家窗玻璃；纠集三名同伙威胁并毒打许某；还有一次未遂械斗。法院认为，该团伙危害一方，民愤极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以流氓罪判处牛玉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团伙首要分子郑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久押赴刑场枪决。牛玉强年仅18岁，被押送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监狱位于西北边陲，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他从最初适应期开始，积极参与改造。三年内完成劳动任务超额百分之百以上，因在沙尘暴中抢救设备被记功两次。1986年，他的刑期减为无期徒刑。1990年再次减为18年有期徒刑。那一年，他被确诊为重度肺结核，右肺形成空洞，持续咳血发烧，生命受威胁。 根据医学鉴定，牛玉强获准保外就医。他的父亲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用祖传器物作担保，确保他遵守规定。回到北京后，他每月到派出所报到。城市面貌变化大，原街坊多数搬迁，他尝试适应新节奏，维持低调生活。病情时好时坏，但未收到监狱召回通知。保外就医期限最初半年，后延至一年，再无下文。派出所民警更替频繁，没人提起回狱事宜。1997年，中国刑法重大修订，原流氓罪正式废除。那一年，牛玉强举办婚礼，新娘是纺织厂女工，由街道介绍。她看中他的老实本分，两人组建家庭。他开始阅读法律书籍，试图理解自身处境。流氓罪虽废除，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适用，旧案仍按原法处理。他的案件未自动消除。监狱曾在1999年和2001年发函要求返回服刑，因流程混乱或地址失误，通知未达本人。他也未主动确认法律状态，双方形成奇特真空。 2004年，警方依据失联通告将牛玉强带回原籍执行余刑。那时他近四十岁，已有妻子和孩子。警方进入住所时，发现书柜陈列刑法条文注解和案例汇编，1997年刑法修订册中流氓罪删除部分被反复标注。他被带回石河子监狱，保外就医时间不计入刑期，原刑期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案件引发广泛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既然流氓罪已废，应重新审视存量案件，尤其当年严打从重处理的案子。另一些声音坚持法律稳定性，主张执行原判，不因时代变迁否定先前判决合法性。牛玉强的人生成为典型样本，反映法治进程中的问题。2010年底，媒体报道他的故事，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犯人。当时全国因流氓罪服刑者寥寥无几，算上他只剩三人。按照刑期，他将是最后走出监狱的那个。律师周泽根据家属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部等部委递交法律建议书，建议纠正执行刑罚错误，对牛玉强及类似罪犯进行特赦。 建议书指出，1997年新刑法通过后，以流氓罪继续服刑有失公正。石河子监狱决定顺延刑期至2020年，对他严重不公。媒体如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详细报道案情，引发社会讨论。一些报道列出他罪行细节：抢帽子、砸玻璃、打人，未造成严重伤害，却判死缓。严打时期，流氓罪量刑幅度极大，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均可入罪。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9月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六种犯罪大幅提高量刑，流氓罪居首。各地雷厉风行，捣毁众多团伙。牛玉强案正值高峰，法院从严处理。1997年刑法修改，将流氓罪拆分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量刑更具体。若按新法，他的行为最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旧案不溯及，但执行中出现争议。牛玉强在狱中继续改造，头发渐白，年过半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