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 刘朝旭蹲在窗台下，后背抵着冰冷的土坯墙，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下乡三年，从成都来的城里娃，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是队长手把手教他犁地、种玉米，冬天夜里怕他冻着，还把家里仅有的厚棉被抱到知青点。 现在他要去西安上大学，成了全村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可兜里连买一张火车票的钱都凑不齐——家里寄来的钱早在上个月给生病的知青战友垫了医药费，工分兑换的粮票只够糊口。 屋里传来队长媳妇的声音，带着几分犹豫：“家里就剩三块二毛钱，还是给娃攒的学费，借出去了，娃下学期咋报名？”队长叹了口气，声音压低却很坚定：“朝旭这娃不容易，背着铺盖卷来咱这穷山沟，没喊过一句苦。 现在有机会跳出农门，不能让路费绊住脚。我去王大爷家问问，他儿子上个月寄了钱回来；再找找李婶，她女婿在供销社上班，说不定能匀点粮票。” 刘朝旭站起身，悄悄抹掉眼泪，没敢进去打招呼。他记得去年秋收，自己不小心把队里的打谷机弄坏了，吓得躲在山坳里不敢出来，是队长顶着社员的埋怨，说“年轻人犯错难免”，还替他赔了五个工分。 还有一次下大雨，知青点的屋顶漏雨，队长带着儿子连夜来修补，浑身淋得透湿，却笑着说“这下能睡安稳觉了”。这些细碎的温暖，他一直记在心里，只是没说出口。 那天下午，刘朝旭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正准备悄悄离开，队长却追了上来，手里攥着一个手帕包，塞到他手里。“拿着，”队长的手掌粗糙，带着老茧，“三块五毛钱，还有两斤粮票，够你路上用了。 王大爷给了两块，李婶凑了一斤粮票，剩下的是我跟大队会计借的。”刘朝旭捏着那个沉甸甸的手帕包，纸币被叠得整整齐齐，粮票上印着“陕西省通用”的字样，他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只挤出一句“队长，我……” “别说废话，”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亮得很，“到了学校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咱这黄土坡。要是放假回来，给娃们带本连环画就行。 ”刘朝旭用力点头，把眼泪憋回去，转身踏上通往县城的土路。那时候没有公交车，他走了四个小时才到火车站，手帕包里的钱和粮票被他紧紧揣在怀里，像揣着一团火，暖得他浑身发热。 大学四年，刘朝旭每个月都给队长写一封信，汇报学习情况，还把省下的助学金攒起来，学期末寄回村里。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城的机会，主动申请回县上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他记得队长说过，村里的玉米产量低，要是有新技术就好了。 回到县里的第一年，他就带着培育的高产玉米种子回到山沟，手把手教社员种植，当年玉米亩产就提高了三成。 队长已经老了，背驼了不少，看到刘朝旭回来，拉着他的手不肯放，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是个念情的娃。 ”刘朝旭看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看着社员们脸上的笑容，突然明白，当年队长借给他的不只是路费，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那时候的人，心纯粹得像山泉水，帮人不求回报，只盼着对方能过得好。 现在日子好了，交通方便了，赚钱的门路多了，可那种不计得失的淳朴情谊，却渐渐少见了。 刘朝旭常常给家里的孩子讲当年的故事，告诉他：“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坎，别人帮你一把，可能就改变了你的人生。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感恩，能帮别人就多帮一把。” 一份路费，连接起城乡的距离，也见证了那个年代最真挚的人情。有时候，最朴素的善良，往往能产生最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人走过风雨，走向光明。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