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在外面干体力活的农民工，他们一到中午下班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到超市买饮料，或啤酒，一买就是好几瓶。 我在工地旁边开了家小超市，每天中午十二点，卷帘门刚拉开一条缝，就会被沾满水泥的手掌推开。他们总穿着湿透的工装，裤脚沾着泥，喉结滚动着往冰柜里瞅，手指在冰镇啤酒和冰红茶之间犹豫半天，最后大多拎着三四瓶最便宜的矿泉水离开。 唯独老陈不一样。他五十来岁，话少，总是最后一个进来。他不看冰柜，直接走到最里面的货架，拿一袋最便宜的白面包，然后站在冰柜前，盯着那排鲜牛奶看上一会儿，手指头碰一下冰凉的玻璃门，又缩回来。最后，他还是会拿两瓶矿泉水，和面包一起结账。 头顶的风扇吱呀转着，把他工装上汗湿的痕迹吹得浅一点，又深一点。这样过了大半个月。 那天中午特别闷热，蝉叫得撕心裂肺。老陈照例拿了面包，在冰柜前站住了，时间比以往都长。他的手机屏幕在裤兜里亮了一下又暗了，大概是来了信息。他忽然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拉开冰柜门，拿了一小盒鲜牛奶，和面包、矿泉水一起放在柜台上。 我扫码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看着那盒牛奶，小声说：“今天……是娃生日。在老家。”他顿了顿，好像这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自己说的，“答应过他，生日喝这个。” 我“哦”了一声，把东西装好递给他。他接过袋子，手指捏着牛奶盒的边缘，很小心，怕捏坏了似的。他走到门口，又停下，从袋子里拿出那盒牛奶，就站在太阳底下，用他那双粗糙、指甲缝里还有黑泥的手，把吸管插了进去。 他没喝，只是举着，对着正午白花花的太阳，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阳光透过塑料盒，把那点乳白照得有点透明，有点晃眼。然后他笑了笑，把牛奶仔细地放回袋子最底下，用面包和矿泉水轻轻压住，走了。 我看着他微微驼着的背影，消失在工地飞扬的尘土里。冰柜的压缩机嗡嗡响着。我突然觉得，他刚才看的不是牛奶，是隔着千里，正过生日的那个娃的笑脸。 那以后，老陈还是只买面包和矿泉水。只是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多拿一盒鲜牛奶，站在同样的阳光下，看一会儿，再仔细地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