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杀了3000多名红军的韩起功逃入祁连山，解放军搜寻多日无果，这时，一位农民走了100多里路前来报信说：“我知道韩起功在哪里！” 马家军土崩瓦解后，韩起功当上了新编骑兵军长，可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眼看大势已去，他带着新娶的小老婆，还有多年搜刮来的金条银元，偷偷逃进了祁连山，想躲在深山里苟延残喘，等风头过了再图谋不轨。 解放军解放张掖后，知道韩起功是血债累累的恶徒，立刻组织兵力进山搜寻，可祁连山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搜了好几天，连韩起功的影子都没找到，战士们都急得不行。 就在解放军搜寻无果的时候，一位衣衫褴褛、满脸风霜的人，急匆匆赶到了张掖城的军管会。 他一路走了100多里路，脚上全是血泡，见到解放军就激动地说：“我知道韩起功在哪里！”这人不是普通农民，而是失散多年的红军战士任廷栋。1937年西路军兵败后，他侥幸活了下来，为了躲避韩起功的搜捕，一头扎进了祁连山深处，这一躲就是12年。 这12年里，任廷栋在山里靠挖野菜、啃树皮过日子，跟野人一样，可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盼着红军能打回来，盼着能亲手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山头上转悠找吃的，碰到一个穿军装的匪兵，说是要找点水喝。任廷栋不动声色地应付着，匪兵见他看着老实，又急于打探城里的消息，就说了实话：“我是韩军长派来的，韩军长就是韩起功，被解放军打败后躲进山里了。” 听到“韩起功”这三个字，任廷栋的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又惊又喜。惊的是仇人近在眼前，喜的是解放军果然打来了，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他强压着情绪，假装好奇多问了几句，摸清了韩起功大概的藏身位置，等匪兵走后，立刻收拾了一下，连夜就往张掖城赶。 山路难走，夜里又黑，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饿了就嚼几口随身带的干野菜，累了就靠在树干上歇口气，整整走了一夜加一上午，赶了100多里路，终于在第二天午时赶到了张掖城。 此时的张掖城早已变了模样，到处红旗招展，解放军战士在街头巡逻执勤，宣传队忙着宣传政策，老百姓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 任廷栋看着战士们军帽上的红五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军管会，把自己的经历和韩起功的行踪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军管会治安科长范江海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同志，谢谢你！这些年你吃苦了，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任廷栋听着这话，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 部队首长当即研究决定，争取让韩起功下山投诚，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任廷栋，因为他熟悉山里的地形，也了解韩起功的情况。 范江海把想法告诉任廷栋，问他敢不敢进山见韩起功，任廷栋胸脯一挺，大声回答：“咋就不敢呢？我当过兵，不害怕！”随后，他带着军管会的劝降信，又约上另一位流落当地的红军战士苏同志，两人再次进山，又赶了100多里路，终于在碴子峡的火烧沟台找到了韩起功的藏身之处。 此时的韩起功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他逃进山里后，携带的黄金银元被部下抢走，还挨了一顿痛打，浑身是伤，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残兵，像丧家之犬一样躲在窑洞里。 任廷栋走到窑洞前，大喝一声：“谁是韩起功？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叫他出来说话！”韩起功本就已是惊弓之鸟，一听解放军来了，赶紧慌慌张张地走出窑洞。 任廷栋把劝降信递给韩起功，告诉他大势已去，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缴械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韩起功看着劝降信，又看看身边人心惶惶的残兵，知道再反抗也没用，跟部下吵了几句后，最终还是决定缴械投诚，跟着任廷栋下山向解放军投降。 本以为政府会宽大处理，可韩起功骨子里的恶根本改不了。他被关进劳改监狱后，不仅不接受教育改造，还暗中联络旧部，密谋策动反监暴动。 可他的阴谋很快就被识破，没能得逞。1951年3月26日，人民政府顺应民意，依法判处韩起功死刑，这个双手沾满红军和老百姓鲜血的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任廷栋因为立了大功，受到了军管会的表彰奖励，随后被介绍到张掖县参加地方工作，先当了自卫军营长，后来又担任八区区长。1950年，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调任张掖县供销社主任，还当选为县委委员。 “文革”期间，造反派因为他曾被国民党保长出卖当过壮丁，就把他打成“叛徒”，蒙受了不白之冤。他的儿子赶紧给西路军老首长徐向前元帅写信反映情况，很快任廷栋就收到了红军身份证明，冤案得以平反。 1980年，任廷栋退休，1984年组织上为他换发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1991年11月28日，任廷栋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用12年的深山坚守，换来了仇人伏法，用一生的忠诚，践行了红军战士的初心，他的事迹也一直被当地老百姓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