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1999年的深秋，她捏着离婚协议书的手指微微发白，对面的丈夫蒋启星坐在沙发上，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孩子和钱，你只能选一样。” 空气瞬间凝固了。鞠萍抬头看向他，这个曾让她不顾父母反对也要嫁的男人，此刻脸上再没有半分往日的温情。她太清楚他打的什么算盘——知道她视儿子为命，故意用孩子拿捏她，笃定她会为了孩子放弃一切。 离婚的念头不是一时兴起。作为《大风车》里孩子们熟悉的“鞠萍姐姐”，鞠萍在镜头前永远笑容温暖，可关起门的日子，却藏着只有自己知道的冷清。她和蒋启星的性格差异，像两条平行线，婚前被爱情的滤镜模糊，婚后才慢慢显露出鸿沟。她忙起工作来不分昼夜，他却觉得她不顾家；她想和他聊聊孩子的教育，他总说“你是名人，你说了算”，话里话外的疏离，像钝刀子割肉，慢慢磨掉了最初的热情。 提出离婚那天，鞠萍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她以为就算感情淡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他总会留几分体面。可没想到，蒋启星会用这样的方式逼她。“为什么非要这样？”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目光落在墙上儿子的照片上——那是儿子三岁生日拍的，小家伙穿着背带裤，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没那么多精力管孩子。”蒋启星避开她的眼神，“你要是带他走，家里的存款、房子，都得留下。”他知道鞠萍的软肋，这个在镜头前从容淡定的主持人，在母亲这个身份里，永远带着软肋。 那一夜，鞠萍在客厅坐了很久。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儿子的玩具车上。她想起当年为了嫁给蒋启星，和父母大吵一架，母亲红着眼说“你会后悔的”，她却信誓旦旦“爱情能打败一切”。如今想来，那时的天真，像个笑话。 第二天一早，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在“财产分割”那一栏，写下“自愿放弃”。蒋启星拿到协议书时，眼里闪过一丝意外，大概没料到她会这么干脆。鞠萍没看他，只是简单收拾了行李——几件自己的衣服，儿子常穿的小外套，还有那本被翻得卷边的睡前故事书。 走出家门时，儿子抱着她的腿，仰着小脸问：“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呀？”鞠萍蹲下来，把他搂进怀里，声音尽量温柔：“我们去一个新家，妈妈天天给你讲故事。”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用小手擦掉她眼角的泪：“妈妈不哭，我听话。” 那段日子，鞠萍过得很狼狈。租来的房子不大，墙皮有些剥落，她每天早上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赶去台里录节目，晚上接了孩子回家，一边备课一边给儿子做饭。有次录节目到深夜，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发现儿子趴在沙发上睡着了，怀里还抱着她的照片。那一刻，她所有的委屈和疲惫，都化成了紧紧抱住他的力气。 最难的时候，她也曾在深夜里偷偷掉泪。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想起曾经光鲜的日子，心里不是没有落差。可第二天早上，儿子一句“妈妈，你做的鸡蛋羹最好吃”，又能让她瞬间充满力量。小家伙像个小太阳，总能在她情绪低落时，用稚嫩的方式给她温暖——画一幅歪歪扭扭的画，上面写着“妈妈最棒”；在她加班时，自己乖乖坐在小板凳上看绘本，不吵也不闹。 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鞠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录节目、写稿子、参加公益活动，连轴转的日子里，儿子是她唯一的牵挂。有次去外地出差，她每天都要打三个电话回家，听儿子奶声奶气地讲幼儿园的趣事。同事打趣她“成了孩子奴”，她却笑着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奴役’。” 几年后，儿子上了小学，懂事得让人心疼。他会在鞠萍回家时递上拖鞋，会在她生病时学着倒水，还在作文里写：“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她一个人也能把我养得很好。”鞠萍看到作文时，眼泪掉在了纸上，晕开了字迹，心里却暖得像揣了个小火炉。 有人问过她，放弃那么多财产后悔吗？鞠萍总是摇摇头，看向窗外儿子玩耍的身影：“钱没了可以再挣，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失去了婚姻，却守住了最珍贵的宝贝，值了。” 夕阳透过窗户，在地板上画出温暖的光斑。鞠萍看着儿子追逐蝴蝶的笑脸，突然明白：生活或许会关上一扇门，但总会在别处开一扇窗，窗外有阳光，有希望，还有那个让她甘愿付出一切的小小身影。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