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宋八大家，世人脱口而出的是“三苏”的潇洒豪迈，是欧阳修的温润醇厚，是王安石的犀利果敢，唯独对曾巩，大多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印象。有人说他是唐宋八大家里“最凑数”的一位，有人说他的名气配不上这份殊荣，更有人觉得他不过是沾了欧阳修的光，才跻身这文坛最高殿堂。 可历史的真相，从来都藏在被忽略的细节里。 世人觉得曾巩凑数，说到底，是没读懂他的文字，也没真正了解过他的为人。北宋文坛从来都是星光璀璨，三苏的诗词文赋恣肆奔放，王安石的政论文针砭时弊，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晓畅，各有各的锋芒。而曾巩的文字，偏偏走了古雅平正的路子，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跌宕的情节铺陈，哪怕是写山水记铭、论世说理，也只是字字扎实，句句恳切，像一位温润的长者娓娓道来，少了些迎合世俗的惊艳，却多了些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厚重。就拿他的《墨池记》来说，不过两百余字，没有一句浮夸的描写，却把王羲之临池学书的坚持，和立身治学的道理揉在一起，读来平淡，细品却满是深意。这样的文字，不是没有才华，只是他的才华，藏在克制里，藏在严谨里，不刻意张扬，自然难被浮躁的世人一眼看见。 说他沾了欧阳修的光，更是对他的莫大误解。欧阳修确实是曾巩的伯乐，嘉祐二年的科举，欧阳修任主考官，一眼看中了曾巩的文章，力排众议将他录取，可这份赏识，从来都不是凭空的偏爱。早年间，曾巩多次科举落第，却从未放下笔杆，他闭门苦读，深究古文义理，还带着弟弟们一起求学，二十几岁时就写下《上欧阳舍人书》，文字间的见识与笔力，让欧阳修惊叹不已，直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能被一代文宗如此认可，靠的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文才。就连狂放的苏轼，读过曾巩的文章后也心生敬佩，王安石更是直言“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能让同代的文坛大家如此推崇，这份实力，早已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席位。 而比文才更难得的，是曾巩刻在骨子里的人品，在党争不断、人心浮动的两宋，这份品格，更是显得尤为珍贵。他这一生，出仕为官，历任越州、齐州、福州等地知州，走到哪里，就把实事做到哪里。在越州任职时，当地遇上灾年，百姓流离失所，他没有坐等朝廷指令，而是立刻开仓放粮，还亲自走访乡间，统计受灾人数，制定合理的救济制度，甚至自掏腰包接济贫苦百姓，硬是让越州百姓熬过了荒年。在福州，当地佛寺盛行，官吏借着修缮佛寺大肆敛财，曾巩到任后，立刻整治乱象，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拒绝一切贿赂，始终保持清廉。他为官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绩，却始终守着“为民做主”的初心，所到之处，百姓皆为他立祠纪念，这份实实在在的口碑，比任何虚名都珍贵。 除却为官，曾巩的为人更是让人动容。他出身普通，兄长早逝，家中十几口人的生计全靠他支撑，他一边苦读备考，一边抚养兄嫂、教导侄子侄女，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有过怨言。他与文友相交，从无派系之争，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引发新旧党争，苏轼、欧阳修等人皆被卷入其中，唯有曾巩，始终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既不盲目附和新法，也不刻意诋毁旧党，只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文。他提携后辈，从不藏私，只要是有才学的年轻人，他都会倾力推荐，这样的重情重义、淡泊名利，在当时的文坛，实属难得。 曾巩的被低估，说到底，是世人对“才华”的狭隘理解，也是对“盛名”的片面追求。我们总容易被张扬的光芒吸引，却忽略了那些沉下心来做事、敛着锋芒做人的人。曾巩的文，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基石，他的“古雅平正”，让散文回归了实用与说理的本质，影响了后世桐城派等诸多文派；他的人，是士大夫精神的最好诠释，为官清廉，为人正直，重情重义，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这样的人，纵使低调到被世人淡忘，也依旧是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他的名字，不该只停留在唐宋八大家的名单里，更该被我们读懂，被我们铭记。 真正的经典，从不会被时间埋没；真正的宗师，也从不需要靠名气标榜。曾巩用一生的笔力与品行，证明了自己配得上所有的赞誉，而他的被低估，也让我们明白，读懂历史，读懂古人，从来都需要静下心来，拨开虚名的迷雾，看见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珍贵。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