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留下遗嘱。 只留下一句话，夹在日记本最后一页。 女儿翻开那本磨毛的笔记本，钢笔字迹在最后几行突然抖了一下：“病房窗户朝东，听说…大孤山那棵银杏，最灵。 ” 就为这句话。 两个过了五十岁的男人，一个穿黑衣的丈夫，一个眼眶通红的挚友，在传闻最盛的雨天上了路。 车开进辽宁东港时，雨刷器都快摆断了。 他们沉默地穿过山门，踏过青石板，那棵一千年的树就在雾气里站着。 树下全是红绸，挂满陌生人的愿望。 辛柏青站了很久没动，李乃文掏出手机——屏幕上是三人的旧合照，拍戏间隙挤在馄饨摊前笑出一口白牙。 他们没许愿，也没说话。 雨顺着银杏叶的脉络滴进领口，像某种笨拙的回应。 后来李乃文对女儿说：你妈妈从来不信这些。 她信的是树活得够久，能把她的名字记得比我们都长。 人怎么对抗遗忘？ 有人建碑，有人写传。 而普通人最隆重的纪念，是把一句不成文的碎念，走成必须完成的仪式。 把“听说”变成“去过”，把“我想”变成“我们替你看过了”。 爱不是在告别时说我记得。 爱是在往后的每一个雨季，都活成她未完成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