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被俘变节的公安局科长韩继恩，一张罕见的留影，照片中的他看起来面无表情，这一刻他已经成为一名叛徒，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陕北大地，黄土高原上风沙卷起，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事。国民党胡宗南部集结重兵，企图一举攻占延安这座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离，保存实力。延安城内，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有序转移，留下一座空城给来犯之敌。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时，发现目标已空，蒋介石的“三天拿下延安”计划落空，只得用宣传手段粉饰太平。 韩继恩是原延安公安局审讯科长，早年在一九四零年担任鄜县保安科长，负责治安和剿匪工作。一九四二年调入延安市公安局，掌管审讯事务。局内条件简陋，土墙围挡，桌上卷宗堆积。他在岗位上处理过多项治安任务，体现出对职责的把控。但在国民党进攻逼近时，局里接到销毁档案的指令，确保机密不落敌手。 国民党部队逼近延安之际，局内销毁档案工作展开。火焰吞噬文件，灰烬确保无残留。次日清晨，北门枪声密集，局中人员分队撤离，一组向南侧山沟转移。韩继恩选择留守。下午通信中断，国民党骑兵队冲入局内，迅速控制局面。韩继恩报出职务，被安排进维持会，名单挂牌于原陕甘宁边区银行门前。 作为临时联络员，韩继恩带兵巡街，强迫原户籍警返回岗位，威胁不从就毁坏住所。那些警员被迫跟随。几天后，拍照现场设在旧公安局门前台阶，背景是宝塔山。有人递来呢子大衣，领口别青天白日徽。他扣上纽扣，摄影师调整位置，按下快门。照片定格他无表情的面容，眼神空洞。这一刻，他已成为叛徒，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底片送往西安冲洗，转到南京，一九四八年《中央日报》刊登，配文“弃暗投明，前途无量”。 韩继恩的叛变，给胡宗南提供了遮羞布。他带领国民党人员到安塞挖出边保埋藏的部分档案文件，虽非核心机密，但被用来宣传“动摇共军根基”。他还写书《延安今昔》，污蔑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四月初，他被送到西安西北青训队受训，同屋有原边区人员。结训后获少校咨议衔，未回延安。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易手前，他随国民党机关乘机南撤，先到汉中，再辗转成都。成都机场混乱，他未上机，向南步行。一九五零年二月，镇反工作队在南郑盐铺抓获他，当时衣着破旧，用假名“王云章”蒙混。同年九月，公审在延安老城南操场举行，宣判叛变投敌罪行，他插话提及档案焚烧火势不足，被制止。 行刑后，韩继恩的名字永留耻辱记录。他的叛变虽造成一定损失，但未能动摇革命大局。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转入反攻，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陕北战役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占领延安一年零一个月，最终我军收复延安。 延安保卫战中，我军以少胜多，教导旅在松树岭顽强阻击七天七夜，毙伤敌五千余人，确保党中央安全转移。毛泽东主席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这一战略决策保存实力，为全国解放奠基。胡宗南的进攻虽一时得逞，但暴露骄狂，主力四处乱窜，被我军“蘑菇战术”拖垮。 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山丘沟壑，我军利用群众基础和地利，调动敌人疲于奔命。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军围攻榆林，调敌北援，后在沙家店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扭转西北战局。随后，黄龙、延清战役解放广大地区，开辟新解放区。 韩继恩的案例警示我们，革命道路上需警惕叛徒。党内教育强调忠诚，防范敌特渗透。历史上，军统曾通过汉训班派遣特务打入延安，如沈之岳等，但均被边保摧毁，代号“戴案”逮捕三十二人，维护根据地安全。 延安撤离后，党中央转战陕北，转危为安。胡宗南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士气低落，最终败退。解放战争中，我军内线外线配合，刘邓、陈谢、陈粟大军挺进中原，战略反攻展开。 韩继恩叛变虽是个别，但革命队伍整体坚定。边保系统装备精良，保安团一千五百人，多为老红军，确保警卫任务。延安作为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所在地，象征革命意志，不因一时失守而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