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毛主席与任弼时发生争论，没有人敢上前劝阻。这时站在窑洞外的一名炊事员，慢慢走进去靠近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气氛马上变得宽松起来，毛主席也笑了。 一九三零年，毛主席在根据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提“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一九三一年春，他在总政治部通知里又加一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专门冲着只会照本宣科的毛病去。 任弼时那时多在上海、莫斯科学理论，听到这股风，心里始终有点别扭。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二十七岁的任弼时奉命率中央代表团进苏区，头顶“代表中央”的身份。 到瑞金后，他主持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把“狭隘经验论”“事务主义”写进文件，又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批评只凭经验、轻视理论的倾向，会把队伍带上“非阶级路线”。 纸面上不点名，大家都明白矛头指向那种“只讲经验”的作风。 富田事变上，两人一度站到一起。 一九三零年冬，红二十军因所谓问题与总前委对立，有人告到上海。周恩来、任弼时等觉得一面之词靠不住，提议派代表团进苏区“全权调查”。 一九三一年三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来电，直接把富田定成反革命暴动，中央政治局立刻通过决议，站在以毛主席为书记的总前委一边。任弼时进苏区后，在四月十七日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批评项英右倾，肯定总前委，再次把富田事变，肃反闸门就此推开。 打仗时，两人配合得很紧。 第二次“围剿”逼近，国民党二十万兵力从赣江到建宁排成弧线，有人主张主力跳出根据地，有人主张分兵退敌。毛主席坚持集中主力，在根据地内诱敌深入、各个歼灭。 几轮争论后，多数人倒向毛主席、朱德，任弼时和王稼祥这些“中央代表”也表态支持。 结果是十五天七百里，歼敌三万；一九三二年的第三次“围剿”，又打掉三万多，把赣西南和闽西连成一片。任弼时后来在延安承认，到了中区以后，才真正服气毛主席“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气氛拧起来，在一九三一年年底。 一方面，任弼时主导会议，把毛主席那套调查路数装进“狭隘经验论”的框子；另一方面，“进攻路线”从中央压下来。赣南会议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毛主席失去最高指挥权。 一九三二年讨论攻打赣州，他主张不打，任弼时主持会议否掉，红军二月四日起围城三十三天，城没拿下，中央红军伤亡三千多。 毛主席随后随东路军下闽西，连下龙岩、漳州，苏区中央局六月在他缺席时又开会，把这一路战果批成“保守主义”，九月后方还连发电报，指责前线拖延战机，连训练十天都被说成“极危险”，前线指挥自然憋屈。 宁都小源会议把矛盾摊开。 苏区中央局强调要搞“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把毛主席的诱敌深入说成“守株待兔”，把他反对死攻大城市归到“上山主义”“右倾主要危险”，干脆撤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毛主席自此退出一线指挥，红军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走上硬拼道路，这一刀很难说没有作用。多年以后，任弼时在延安回看这一段，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也等于承认自己当年被那股急火裹着跑过。 土地政策上，两人的节奏也不一样。 毛主席主持《苏维埃土地法》时，从井冈山、兴国经验出发，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写明某些地主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在乡无活路的，可以酌量分田。 任弼时一九三一年八月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径推进。闽西苏维埃随即公布《重新分配土地条例》，豪绅地主及家属土地一律没收，富农土地也没收，另给坏田，后来的查田运动又把富农多分的好田、中农一部分利益一块儿扫进去，农业生产被折腾得七零八落，这些在当年的报告和后来总结里都有数字。 表面看，任弼时在苏区阶段对毛主席的火力不小，可把时间往后拉，画面就变了。 一九三三年，他在《斗争》杂志写《什么是进攻路线》，点名批评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不久被挤出核心。 张闻天说，说明那时两个人已经被放在同一辆车上挨批。 遵义会议后，路线从教条慢慢回到实际，长征途中任弼时下令焚毁张国焘攻击中央的材料，抗战初期又受命去向共产国际作报告，把毛主席在党内形成领导地位的过程完整讲出，一九四零年回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抓组织工作，把苏区时期的疑虑一点点消化掉。 一九四三年整风，他在笔记里一面写毛主席“脾气大，个性强，有时杀偏风”，一面写下对毛主席的“爱戴佩服”，认为他的正确在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 换个角度想，一九四七年窑洞里就算真有哪场争论，能把火气压下去的，多半也不是炊事员的一句顺口溜，而是一九三零年以来在调查、争论、犯错、纠偏里攒下的那点信任。 灯芯晃一晃又稳住，两个人还坐在一张桌边接着商量事，这一幕，比故事更像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