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一夜之间长大…… 1952年的河北保定，空气里大概只有一种味道：火药味。 那一年的某一声枪响，对于当时只有6岁的刘铁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宏大的政治肃清，而是一场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的核爆。从前，父亲刘青山的公文包总装着吃不完的水果糖，他身着干部服的高大模样，是孩子心底最踏实的安全感。 但那声枪响后，糖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砸在窗户玻璃上的石头，和邻居们像是躲避瘟疫一样的眼神。刘铁骑那时候太小，但他懂事得太快。这份乖巧，是吓出来的，也是硬生生逼出来的。 他的母亲樊桂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一夜之间成了风暴眼里的孤舟。为了活命，她做了一个最原始的决定：逃。她领着铁骑、铁甲、铁兵三个儿子，仓促离开干部大院，一路辗转到河北南章村，投奔孩子的叔叔刘恒山。 这一走，便是半生的隐忍与蛰伏。在南章村的日子，教科书上不会写，但如果你去翻看那些日复一日的流水账，会发现一种令人窒息的生存逻辑。樊桂兰为了养活三张嘴，天不亮就揣着两个凉窝头去工厂干重体力活，搬零件、拧螺丝，把自己当成牲口使。 有一年冬天的夜里，这一幕深深烙在了刘铁骑的视网膜上：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拆开自己破旧棉袄里的棉絮，一点点填进弟弟露着脚趾的破鞋里。她的手指冻得发紫，甚至有些僵硬，但全程没有一声叹息。 也就是从那个晚上起，那个曾经还会撒娇的刘铁骑死掉了。第二天，他把自己的鞋推给了弟弟，放学后再也没去疯玩，而是默默拿起扁担去挑水、扫地。在校时他拼了命读书，成绩向来稳居班级前列。这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一种带血的自卫——他试图用成绩单这张薄纸，挡住周围人对他姓氏的指指点点。 初中毕业的那年，刘铁骑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按成绩，他完全能去读高中、考大学，但他看了一眼母亲佝偻的背影，转头就去了国营农场。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劳动力，变成工资单上的一个数字，而不是母亲背上的吸血鬼。 粮库的日子里，百来斤的麻包，他一天不知要扛多少趟。肩头磨破结痂，反复几回，终究凝出了一层如牛皮般厚实的老茧。农场里，他专挑旁人避之不及的农机维修来学，整日里满身油污。 工友们只晓得这后生沉默寡言，干活却格外卖力，是个实打实的实在人。没人知道，他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肉体消耗，去洗刷血液里那个他从未参与过的污点。 时光流转，刘铁骑已至适婚之龄。在这人生的重要阶段，他的目光落在了姑娘刘继先身上，心中泛起了别样的涟漪。这位姑娘聪慧通透，颇具识人之明。她并不为浮华表象所惑，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他的内在，尤为看重他的高尚人品。可姑娘的父亲得知他是刘青山的儿子，当即连连摆手，那拒绝的态度，再明确不过。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这几乎是一道死刑判决。 刘铁骑缄口不言，既未作任何辩解之词，亦未侃侃而谈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只是默默伫立，似有一番沉敛于心底。他以一种最为拙朴却又极具冲击力的方式，投身于生活的洪流——去当长工，于艰辛劳作中书写别样故事。 整整一年，只要有空他就往姑娘家跑。水缸里的水永远是满的，地里的重活累活他抢着干，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他不说话，就干活。他在用每一滴汗水告诉未来的岳父：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这一年的苦干，终于撬开了世俗的偏见。结婚那天，他给岳父磕的那几个头，比任何人的都响。 把时针倒回，定格在他三十岁的那年。叔叔刘恒山将他唤至角落，神情略显神秘。随后，递予他一个锈迹斑驳的铁盒子，那铁锈似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叔叔说，这是你爹临刑前留下的，嘱咐要等你三十岁、真正懂事了再给你。 那一瞬间，周遭的空气似是骤然凝滞。刘铁骑双手止不住地颤抖，缓缓打开铁盒。盒中既无金光闪闪的金条，也无象征财富的存折，唯有一枚色泽发暗的旧军功章，以及一封纸张已发脆的悔过信。 军功章代表着父亲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荣耀。悔过信代表着父亲后来贪污腐化、背叛人民的罪恶。 看着父亲绝笔信里那些潦草的悔恨，这个扛一百斤麻包都不哼一声的汉子，泪如雨下。但他接下来的举动，才真正定义了他这个人。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他手持铁锹，脚步沉稳地踏入庭院，径直走向那棵苍郁的老槐树。在树下，他奋力挥动铁锹，不一会儿便掘出一个幽深的土坑。 他没有把军功章挂起来炫耀，也没有把悔过信烧掉灭迹。他把这一切——荣耀、耻辱、父亲的辉煌、父亲的罪恶——统统放进坑里，填土，踩实。 他在告诉死去的父亲，也在告诉自己：你的功劳我沾不上光，你的罪孽也不该由我继续背。从此刻起，前尘恩怨尽数消散，你我纠葛斩断、恩义两清，桥归桥路归路，相忘江湖，再无亏欠。 主要信源：（红色文化网 ——刘青山被处决以后，其三子都在党的关怀下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