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下西洋被叫停了？郑和七下西洋，花了户部六百万两银子，可赚回来的利润户部连银子渣都没见到，全让皇帝直接拿去修北京城、打蒙古、打安南了！ 1405年的南京龙江港，帆樯如林遮天蔽日。62艘“体势巍然”的宝船依次起锚，最大的船长逾120米，载着2.7万名水手、士兵与工匠，满载丝绸瓷器驶向远洋。这场景让朱棣龙颜大悦，他要的就是“万国来朝”的盛世排面，至于花多少钱，似乎不在考量之内。 户部尚书夏原吉捧着账本，手心直冒冷汗。单艘宝船造价就达五千两白银，相当于江南百户人家一年的收入，首次远航的赏赐支出就耗掉600万贯，占全国年赋的一成多。七次下来，总花费累计高达六百万两，掏空了半个国库。 船队带回来的并非毫无价值，胡椒、苏木等香料在国内售价是收购价的二十倍，还有黄金白银无数。可这些利润全进了皇帝的内承运库，成了朱棣的“私房钱”。紫禁城的金砖、北征蒙古的军饷、安南战场的粮草，都从这里支取。 户部官员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库空虚，江南百姓为造船徭役流离失所。苏州府征发十万工匠造船，导致农田荒芜；福建布政使的奏报里，“造舟之役，死者枕藉”的字句触目惊心。而仓库里堆积的胡椒，最后竟只能用来抵扣官员俸禄。 朱棣沉浸在“万夷来朝”的荣光里，对夏原吉“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的哭谏充耳不闻。1421年紫禁城遭雷击焚毁，大臣们借机将天灾归咎于下西洋劳民伤财，朱棣却仍坚持“海外远夷，尤须招致”。 这位帝王的雄心需要海洋支撑，迁都北京、五征蒙古、编撰《永乐大典》，哪一项都离不开巨额资金。下西洋带来的海外财富，恰好成了他实现宏图伟业的“提款机”，只是这台机器的运转成本，终究要由全国百姓承担。 1424年朱棣病逝，太子朱高炽一上台就叫停了下西洋。这位以节俭著称的皇帝打开账本，发现七次远航累计耗银六千万两，相当于十年财政总收入，当即下诏“诸冗费悉罢”，宝船厂被削减，郑和调任南京守备。 可朱瞻基继位后，又想复刻祖父的荣光。1430年他力排众议重启远航，追加三百万两预算，却没料到帝国财政早已不堪重负。第七次远航归来，收入仅八万两，支出却达六百万两，每赚一两就要倒贴七十五两。 浙江沿海爆发的起义口号直指“罢西洋，免赋税”，江西工匠集体逃亡导致宝船厂停工。内阁首辅杨士奇冒死进谏：“今军民贫瘁，如人重病初起，不堪再劳。”朱瞻基这才看清，祖父的盛世梦是建立在百姓疾苦之上。 1433年郑和病逝于古里，下西洋彻底走到尽头。兵部尚书下令焚毁所有航海资料，宝船图纸被销毁，《郑和航海图》锁入密库。那些曾威震四海的宝船，最终在长江边被拆解，慢慢腐烂在泊位上。 文官集团终于扳倒了宦官主导的航海事业，却也让中国失去了海洋机遇。明朝回归到农耕帝国的保守轨道，海禁政策严苛推行，民间不得私自出海。百年后葡萄牙帆船抵达中国时，大明水师已造不出郑和时代的巨舰。 这场轰轰烈烈的航海壮举，始于帝王的个人野心，终于财政的现实压力。六百万两白银堆起的海洋梦，终究抵不过农耕文明对海洋的疏离与猜忌。当宝船的帆影消失在海平面，一个本该走向深蓝的帝国，转身退回了大陆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