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年，朱元璋要杀李善长，李善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我都76岁了，还能干什么？”朱元璋眼皮都没抬，冷声道：“司马懿七十多岁尚且叛主，你难道不也是吗？” 可站在龙椅上的，早已不是那个与他一起扛麻袋、睡破庙的朱重八，而是经历无数生死、对一切潜在威胁高度敏感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能帮自己打天下的人，也最懂如何翻江倒海。 回头看去，当年朱元璋势力微弱时，正是李善长在军务、政务、人事上轮番上阵，替他筛选降将，筹划粮草，布置战局。很多关键决策出自李善长之手，久而久之，朱元璋甚至离不开这位“叹息之墙”，放心把大事交给他。 功劳越积越重，赏赐也一层层叠加。婚姻上做了亲家，官位上做到左丞相，权势、声望、财力三者兼具，李善长成了“集团二号人物”。 问题也从这里开始。登基之后，朱元璋已不再需要一个与自己共享风雨的伙伴，而需要一群绝对驯服的臣属。可功成后的李善长，没有选择悄然退居幕后，而是在高位上享受门庭若市的风光，凡来投靠者几乎一概纳入门下。 朱元璋病重那次，他没有亲自前往探望，只是让儿子去问安。这在一个凡事讲究礼数、又极度多疑的皇帝眼中，无疑是个刺眼的信号。即便只是象征性惩罚，背后其实已经写上了“心怀芥蒂”四个字。 李善长似乎也察觉到皇帝容不下自己，于是主动告老。朱元璋顺势准奏，本可以就此画上句号。偏偏在最后一刻，他又伸出了一只手，把同乡胡惟庸推上左丞相的位置，把汪广洋挤到了外边。 后来胡惟庸案爆发，谋逆之罪牵连3万余人。朱元璋当然要追问：这个被他多次推荐、送上权力中心的人，到底只是看走眼，还是另有深意。弟弟卷入案中，多亏旧功才没被一刀砍下，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按情理，哪怕李善长已在乡间养老，也该进京谢罪请恩，哪怕只是走个过场。可朱元璋左等右等，只换来对方的沉默。这沉默，在他眼里成了“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的傲慢。 更要命的是那次“借兵修房”。李善长只是想借兵帮忙修缮老宅，派兵的官员却惧怕皇帝责怪，如实上报“招兵买马”。在本就迷雾重重的心结上，又重重砸了一锤。 于是，就有了养心殿里那场对峙。朱元璋提起司马懿，说忠臣也可能在晚年翻盘，不能让历史在大明重演。这话既是在对李善长说，也是对所有旁观的大臣说：在皇权面前，功劳和资历都不能抵消“潜在威胁”。 李善长跪在殿中，回忆起自己当年跟着朱重八从乱军中杀出一条路，又想到胡惟庸案、弟弟获赦、自己从未亲自入京谢恩，以及那几队被说成“招兵买马”的人马。或许在那一刻，他也隐约懂得，这条路是自己一步步走到尽头。 他最终没能逃过朱元璋的刀，也没能看清这位旧主从“兄弟”变成“君王”后的距离有多远。对朱元璋来说，李善长的罪不在他真的谋反，而在于他拥有随时可以谋反的条件，这已经足够致命。 刑场风声萧瑟，李善长回望那座自己曾帮忙建立的城池，心里满是冷意。大明的江山巍然屹立，他的功劳被小心地写进史册，而他本人，则被当成换取皇权安全的又一枚祭品。权力游戏的残酷，就在于此：你曾经是支柱，退场时却只能是砂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