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牢门外的脚步声很轻，像是刻意避开巡逻的耳朵。看守把话说完，没有再催，只把钥匙在掌心里转了一下。牢里两个被押的人，一个伤在胳膊，一个嘴角带着干掉的血痂。 两人都知道，这句“只能救一个”不是威胁，是真正的倒计时。 那名看守姓陈。陈姓看守压低声音，说陈姓看守在这里“混”了好些年，能摸清提人、点名、换岗的缝隙。 牢里年长的那位抬起头，报了真名：周文彬，负责交通联络一类的工作；年轻的那位叫林晓，入党时间不长，干的是抄写、暗号传递这种细活。 周文彬和林晓没再问“为什么救”，在那种年月，问多了只会把路堵死。 林晓先开口，嗓子哑得厉害，意思却清楚：要救周文彬。周文彬立刻否了，反过来要救林晓。两个人在铁链声里争执，陈姓看守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陈姓看守不是怕两个人吵，是怕吵到墙外的耳朵。陈姓看守只提醒一句：半个小时，行刑队就会来提人。 争到这里，故事看似只剩“谁活谁死”。可真正压在周文彬心里的，不是自己的命，是那几条还没送出去的联络线。 上海在1927年4月以后就变了样，4月12日清共屠杀后，公开的组织几乎被一扫而空，留下的人只能转入地下，靠交通站、暗号、接头点硬撑着往下走。 那段长期镇压在史书与研究里常被归入“白色恐怖”的延续，上海更是最凶险的一块地方。公开身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握着线，线断了，整片人就会被牵出来。 周文彬的犹豫并不来自“舍不得死”，而是来自一种更冷的计算：如果周文彬被带走，那些约定好的“下一站”“下一口信”“下一次接头”就可能永远没人对上。林 晓当然明白这层，所以林晓才会抢着说救周文彬。可周文彬也明白另一层：白区地下工作越到后面越讲规矩，讲“横向不相认、纵向单线”，避免一个人倒下牵出一串。很多时候，交通员只知道自己该把东西送到哪里，不知道更上面是谁。 这样做残酷，却能保住整体。类似的严格分工与隔离，在隐蔽战线回忆与研究里反复被提起。 这种规矩并不是天生的，是被血换出来的。1931年顾顺章叛变，就是上海地下战线的一次大裂口。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转向国民党，供出大量机密，导致上海大量机关和人员遭破坏。 周恩来等人随后采取紧急应对，转移机关、切断暴露链条，许多交通线被迫重建。后来还能在上海坚持下来的隐蔽力量，只能把“单线联系、分层隔离”做得更狠。 周文彬想起的正是这种“裂口”。周文彬低声对林晓说：林晓年轻，家里有牵挂也好，反而更容易“回到人群里”，更像一个普通毕业生，能把东西带出去。 林晓却反问：周文彬掌握的是“线”，林晓拿到的只是“纸”。 周文彬没否认，周文彬只是把话说得更硬：周文彬能把关键点记在脑子里，就算周文彬走不了，也还有办法用紧急约定把一部分信息送出。 陈姓看守听到“紧急约定”，眼神动了一下。陈姓看守知道这不是空话。白区的联络办法很多：口头暗号、固定信箱、借用报刊广告、甚至用看似日常的路线当“通道”。 一条线能连着二十几个人并不夸张，尤其在上海这种大城市，交通站和联络员是命脉。 1935年的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与国民党势力交错，抓捕可以发生在夜里，也可以发生在路口，连登记表都能把“共产主义”四个字写得清清楚楚。 1935年2月，地下交通员王公道在法租界被捕的登记表至今仍有公开史料可查，这种“被捕—登记—审讯”的链条，正是当时地下工作者每天要躲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