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布被扯掉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直言：中国的数学水平比美国落后了80多年，甚至和美国上世纪40年代差不多。更让人意外的是，有网友发现，这位数学家自1980年回国后，竟然已经在中国待了数年。 丘成桐出生于广东汕头，早年随家人移居香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本科学习，196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师从知名数学家，专攻几何分析。1971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的研究在微分几何和卡拉比-丘流形证明上取得突破，1982年成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这项奖项标志着他对数学领域的贡献获得全球认可。此后，他还荣获沃尔夫奖和马塞尔·格罗斯曼奖等多项国际荣誉。丘成桐的职业生涯主要在美国发展，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关注中国数学教育，推动中美学术交流。他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学者在国际舞台的崛起，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本土数学发展的关切。 1980年，丘成桐首次大规模参与中国学术活动。那时，中国数学界正从恢复期转向发展阶段。他跟随导师陈省身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并在会上分享研究成果。此后，他频繁往返中美两国，不限于短期访问，而是深入本土一线。他在清华大学创立数学科学中心，负责机构规划和运营。该中心成为培养年轻学者的基地，他亲自指导研究生，组织国际竞赛和项目合作。到2024年，他已在中国累计停留多年，亲身经历了本土数学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人才成长的过程。这些努力让他对中国数学的实际情况有深刻了解，他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长期观察。 2024年4月30日，丘成桐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数学的现状和将来”的演讲。他明确指出，中国数学整体水平尚未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标准，差距约为80年。这一评估源于他对两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比较。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已涌现出一批原创成果，推动了战后科技进步，而中国当前在基础理论上的贡献仍有限制。他强调，数学作为物理和工程的基础，若原创性不足，将影响国家长远竞争力。这一观点迅速在学术圈传播，引发广泛关注。 丘成桐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数学落后的根源。他认为，本土学术环境存在因循守旧的问题，年长学者往往掌控评审过程，导致创新难以突破。物质奖励成为主要激励机制，学者更注重短期回报而非知识追求。这种风气抑制了原创研究，许多人选择跟随国外方向做修补工作，而非开辟新路径。他还提到，国际顶级奖项如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的获奖者多为欧美学者，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得主至今缺失。这反映出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差距。尽管中国在应用数学上取得成绩，如支撑基础设施和航天技术，但基础领域如数论和代数几何的原创能力仍需提升。 教育体系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丘成桐指出，中国数学教育长期以应试为主，学生通过大量练习掌握技巧，却忽略理论逻辑和想象力培养。课程设计和升学压力导向标准化思维，学员擅长解题但面对未知难题时缺乏灵感。这种模式将潜在人才训练成工具型工作者，而非未来研究者。他在多个场合表达过担忧，强调从小激发兴趣才能孕育大师。相比之下，美国教育更注重探索和批判性思考，这为原创成果奠定基础。中国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调整教学安排以培养全面能力。 科研机制的偏差进一步加剧了问题。中国近年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但资源分配偏向论文数量和项目经费。机构评价标准强调短期成果，学者被迫应对KPI压力，无法专注长期积累。丘成桐形容数学需要安静环境，但现实中行政负担和竞争分散精力。结果是论文产出增加，原创突破却少见。他建议推行长期主义，鼓励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同时，学术评价应摆脱数字崇拜，转向质量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基础领域。 人才流动是丘成桐关注的另一焦点。许多优秀数学苗子本科毕业后转向金融或计算机行业，这些领域提供更高收入和稳定性。另一些选择出国深造后留在国外，本土高等教育虽硬件完善，但在学术氛围和自由度上仍有不足。年轻学者常因发表难度、职称评定和资金获取而放弃纯理论研究。这种流失导致本土人才梯队断层，难以形成持续创新力。丘成桐推动国际合作，试图通过交流项目留住潜力人才，但系统性问题需从政策层面解决。 丘成桐的言论并非否定中国努力，而是提醒重视基础学科的竞争本质。它不是靠追赶速度，而是从根源改变。他比较美国历史，上世纪中叶通过系统投资实现数学领先。中国当前处于积累期，若能调整方向，可能在未来产生本土顶尖成果。这一观点在演讲后引发热议，一些人列举应用成就反驳，但丘成桐坚持基础与应用的区分，前者决定长远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