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军官携妻儿仓促登船，撤往台湾。这军官是空军军官不是一般家庭出身，当时国军空军飞行员不是富家权贵子弟就是归国华侨。 这位军官叫林敬之，1917年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做茶叶出口的商人家庭，父亲林景山早年跟洋行做过生意，攒下些家底，供他读了当地最好的中学。1936年，林敬之在杭州笕桥航校招飞考试中脱颖而出——那年报考的有三百多人，多数是家境殷实的子弟，他却凭着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文化课成绩入选。入学那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进了航校，不光是为家里争光，更是为国家守天空。”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航校的训练苦得很。清晨五点起床跑操，上午练飞行理论，下午上模拟机，晚上还要背气象学和导航知识。林敬之的手心常年磨着茧，那是握操纵杆磨出来的。 1939年毕业分到第4大队时，他才22岁，第一次驾机升空执行任务，手心全是汗，直到看见地面上的日军据点冒起黑烟，才慢慢松开紧攥的操纵杆。那时候的国军飞行员，大多是像他这样家境不错的年轻人，有的是真心想报国，有的则是抱着“学技术谋出路”的想法，但真上了战场，没人退缩过。 抗战胜利那年，林敬之已经是少校分队长。他开着P-40战斗机参加过鄂西会战的对地支援，也飞过驼峰航线运送物资。有次在昆明上空遇到日军零式战机拦截，他驾驶飞机做了一个近乎垂直的俯冲，躲过了对方的攻击，还在返航时带回了珍贵的战场情报。 战友们都说他“脑子活，手稳”，他却笑着说：“我就是不想让家里的茶园被人占了。”这话听着实在，却是那个年代很多飞行员的心声——他们见过家乡被战火毁掉的模样，知道守住天空才能守住土地。 1949年春，局势越来越紧。林敬之所在的空军司令部接到撤退命令时，他正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检修飞机。妻子陈婉秋抱着三岁的小儿子在候机室等他，手里攥着刚给孩子织的毛衣，线头还露在外面。 他走过去抱起孩子，孩子的小手抓着他的军装领口，嘴里喊着“爸爸飞”。陈婉秋轻声说：“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点点头，把孩子的毛衣塞进皮箱，又摸了摸口袋里的航校毕业照——那是他和同期学员在笕桥机场的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年轻的笑。 登船那天是阴天，码头上挤满了人和行李。林敬之背着军用背包，左手拉着妻子的手，右手抱着小儿子，大儿子林浩宇牵着奶奶的衣角跟在后面。他们坐的是一艘运兵船，舱里挤了上百人，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船开出吴淞口时，林敬之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滩，想起十年前在这里学飞行的日子。那时黄浦江边的梧桐树正绿，他和战友们在江边跑步，喊着“誓死保卫祖国领空”的口号，声音能传到对岸。如今口号没了，只剩下船鸣笛的声音，沉闷得像一声叹息。 到了台湾高雄，他们被安置在冈山的眷村。房子是木板搭的，漏雨是常事。林敬之先在空军军官学校当教官，后来又去了气象研究所——那时候台湾的空军训练缺气象人才，他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妻子陈婉秋在眷村的巷子里开了个小裁缝铺，给人改衣服、做旗袍，赚的钱够买米和煤球。两个儿子慢慢长大，大儿子林浩宇考上了台湾大学物理系，小儿子林浩川跟着父亲学飞行，成了新一代的空军飞行员。 林敬之很少跟孩子们提起大陆的家。只有每年清明，他会一个人走到海边，朝着北方烧几张纸钱。纸钱灰被风吹起来，像一群迷路的蝴蝶。有次小儿子问他：“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他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说：“等两岸通了船，我们就回去看看爷爷奶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晚年的林敬之住在台北的养老院里，房间里挂着一张褪色的全家福，是他刚到台湾时拍的。照片里，妻子穿着素色的旗袍，孩子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却笑得很开心。他常常盯着照片发呆，有时候会对来看望他的老战友说：“咱们当年飞上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现在虽然隔着海峡，但只要孩子们能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就算没白折腾。”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林敬之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拿到通行证的那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很久。他想起了宁波老家门口的老槐树，想起了父亲种的茶园，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做的桂花糕。可当他真的踏上大陆的土地时，却发现一切都变了——老槐树还在，茶园却被建成了工业园，母亲的坟头已经长了杂草。他把带来的台湾糕点放在坟前，轻声说：“妈，我回来了。” 回来的第二年，林敬之在台湾病逝。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家人说：“把我葬在能看到海的地方吧，我想看着海峡对面。”如今，他的墓碑朝向北方，每天都有海风拂过。有人说，他是在等，等一个团圆的日子，等那些飞在天上的梦，能落回故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