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李时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不是戴笠黄埔军校或者特训班里带出来的嫡系。 他跟戴笠搭上线的时机，就透着一股不寻常，抗战刚胜利，戴笠急着在上海这些地方搞接收，正是缺人的时候，尤其缺那种既懂敌伪内部情况，又能立马打开局面的人。 这时候，李时雨出场了，他顶着一个在汪伪政府里当过高官，现在幡然醒悟的“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带着一份厚得烫手的“投名状”——汪伪的核心机密和一大批汉奸的名单，主动找上了戴笠。 它正好打在了戴笠的两个核心需求上，实用价值，戴笠的军统想在战后站稳脚跟，清算汉奸是头等大事，李时雨送来的这份名单，简直就是及时雨，让戴笠迅速掌握了主动权，给军统立下大功。 一个从对立阵营主动跑过来，还带来这么大价值的人，在戴笠看来，这不就是对他个人魅力的最大肯定嘛。 李时雨的“投诚”，让他从一个需要被审查的可疑分子，瞬间变成了一个迷途知返、可以当成典型的“自己人”。 戴笠亲自拍板，任命他当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挂上校军衔，这种破格提拔，既是奖励，也是一种政治姿态。 李时雨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在后续工作里表现出来的那种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忠心”和“能力”。 他做事不光是滴水不漏，更懂得怎么去迎合戴笠的管理哲学，说白了，戴笠的特务系统，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人治帝国，他要求手下不仅能干，更要对他个人绝对忠心。 李时雨把这一点拿捏得死死的，他把自己办成的所有案子，都归功于戴笠的英明领导；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全依赖戴笠、只有在戴笠的权威下才能发光发热的干才。 这种姿态，极大地满足了戴笠作为“老板”的掌控欲，在他眼里，李时雨的本事是为我所用，前途也全攥在我手里，这样的人，他有什么理由背叛？ 当1945年又有人把举报信递上来，言之凿凿说李时雨有“共党”嫌疑的时候，戴笠的反应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时候的李时雨，早就是他眼里的得力干将和身边红人，戴笠直接驳回了逮捕请求，甚至一笑置之，这并不是他特务工作干得不专业，而是一种基于自己判断的绝对自信。 他更愿意把这种举报，理解成是组织内部的争风吃醋和恶意中伤，一个领导，尤其是戴笠这种习惯了权力斗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思维惯性：他宁可相信自己亲手提拔、并且已经证明了“忠诚”和价值的人，也不愿意轻易相信旁人那些可能带着私心的指控。 说到底，保李时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捍卫他自己识人眼光的权威。 可悲的是，戴笠到死都不知道，他这份引以为傲的信任，给他和他的军统带来了什么样的致命打击。 就在他把李时雨看作心腹的时候，李时雨正利用军统上海站核心组长的身份，把一份份机密情报送了出去。 军统总部的指令、行动计划，甚至暗杀进步人士的“黑名单”，都经过李时雨的手，提前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那里，让无数同志躲过了杀身之祸。 他甚至利用职权，巧妙地销毁了被捕同志的案卷，让战友安然脱险，更早的时候，他送出的一份日伪军“清乡”计划，曾被陈毅元帅称赞“抵得上一个师”。 这些惊心动魄的潜伏战绩，每一件都发生在戴笠的眼皮子底下，而他却一无所知。 戴笠的悲剧，不在于他不够多疑，而在于他的多疑用错了地方，他习惯用严密的监视和残酷的手段去考验忠诚，却恰恰忽略了最高明的伪装，就是投其所好，迎合他内心最深处的期待。 李时雨的成功，是地下情报工作者的伟大胜利，也是对戴笠那种“权谋用人术”的一次绝妙反讽。 他建立了一个看似固若金汤的特务帝国，却因为一个自己“看透”了的人，让这个帝国的心脏被开了一道大口子。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他把对李时雨的全部信任带进了坟墓，而失去了这把最大保护伞的李时雨，随即被捕入狱，虽然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被营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