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代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擦鼻孔，里面一层黑灰。这不是病，是煤油灯烧了一夜的印记，也是写完作业的“勋章”。 十岁前，家里没电。过年那几天，灯泡才会亮一下，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屋里。 后来断断续续有电了，晚上九点才来。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小得像个方盒子，被锁在木柜里。天线是根竹竿，立在院子中央，画面一闪，就得有个人冲出去，一边转竹竿一边吼：“好了没！”屋里的人扯着嗓子回应：“过了过了，往回一点！” 那会儿，最新潮的衣服叫“的确良”，滑溜溜的。攒了很久的布票，换来一件白衬衫，人立马挺拔三分。 最威风的坐骑，是一辆28大杠自行车。人还没车高，学车得从三角架里掏腿。停车更是个体力活，必须绕到车后，双手死死抓住后座，一只脚踩住车撑，整个屁股的重量往下坠，才能把那沉甸甸的家伙给支棱起来。磕了碰了，没人敢哭，因为那是用自行车票从上海换回来的新车。 手腕上没有表，就用圆珠笔画一个。袖子特意挽得高高的，有人问时间，就煞有介事地看一眼“表盘”，再抬头看看太阳，报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钟点。 村里放露天电影，比过年还热闹。消息一出，孩子们像炸了锅，根本不走大路，直接从别人家的田埂上抄近道，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那块发光的白布狂奔，身后是扑腾起来的尘土和一路的笑声。 五分钱能买一根冰棍，两分钱也能买一根，甜水顺着手往下淌。 那时候的快乐，好像都是跑出来的，喊出来的，用光了全身力气换来的。 这些不是穷，这就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