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对，老婆孩子在国外者，应该一律退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家先不清理出这些人，就无法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话说到老百姓心坎里了！ 卢麒元老师的观点一针见血。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享福，自己在国内当干部做决策，这样的人能全心全意替国家和人民着想吗？答案显而易见。 先说说啥叫 “裸官”。就是配偶已经移居国外，或者没配偶但子女都在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卢麒元老师能说出这番话，是源于其数十年对财经领域和政务生态的深度观察，从基层财经工作到对民生诉求的持续关注，他始终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审视公职人员的职业底线，这份观点从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对现实问题的精准叩问。老百姓之所以对这个话题如此有共鸣，本质上是因为大家坚信，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份权力的行使，必须心无旁骛地锚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家属移居海外形成的利益牵绊，很容易让这份初心出现偏差。 国家对“裸官”的治理早有明确的制度安排，2014年中央就印发了专门的管理办法，清晰界定裸官范围的同时，明确将党政机关领导成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涉及国家安全和机要的重要岗位，列为裸官的限入性岗位。当年各级组织部门就完成了全国副处级以上裸官的摸底清理，有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的干部，因配偶或子女不愿放弃境外移居资格，被全部调整岗位。这份治理力度，让民众看到了国家从严治吏的决心，也让裸官治理有了明确的制度遵循。 现实中查处的诸多贪腐案件，都印证了裸官存在的巨大廉政风险。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就是典型的裸官腐败案例，这位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33岁就成为副处级干部，45岁任市委副秘书长，仕途本是一片光明。可他从2003年担任环保局负责人开始，就动了安排家人移居境外的心思，2004年得知妻子怀孕后，更是利用权力伙同他人伪造身份，仅用3个月就将妻子送赴香港定居。成为裸官后，他的贪欲彻底失去约束，在环保工程招投标中大肆权钱交易，单是从一家环保公司就收受2820万元贿赂，还指使哥哥成立公司曲线敛财，通过地下钱庄向香港转移9200万港币资产，用于给妻儿购置房产，最终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堕落轨迹清晰说明，当干部成为裸官，失去了家庭在国内的牵绊，贪腐的顾虑会大幅降低，公权力很容易沦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还有哈尔滨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明杰，将女儿送往国外享受奢靡生活，自己则在国内利用职权贪腐，涉案的巨额资产大多流向境外，让女儿在海外过着与普通民众天差地别的生活，而她的所作所为，直接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不少裸官为了支撑家属在境外的高额生活开支，一步步突破纪律和法律的红线，更有甚者提前将资产转移境外，做好了随时外逃的准备，这样的干部，根本不可能在工作中做到公心为民。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将裸官与贪官画等号，现实中确实有部分干部的家属因正常工作、留学等原因移居境外，自身始终坚守职业操守。但从监管角度来说，裸官的存在必然会带来更高的廉政风险，这是客观事实。国家后续也不断完善监管制度，2017年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让干部的家事、家产申报更细化，抽查核实也实现了制度化，隐瞒境外存款更是被纳入刑法范畴，多名落马干部都因这项罪名被追加处罚。同时国家还与多国签订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不断压缩腐败分子的外逃空间，让境外不再是贪腐资产的“避风港”。 但裸官治理的关键，还在于制度的落地执行。部分地区仍存在对干部个人事项申报核查不严的问题，个别干部心存侥幸隐瞒家属移居情况，这就需要把监管的笼子扎得更紧，不仅要持续清理限入性岗位的裸官，更要强化日常监督，对干部的境外往来、资金流动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测，同时畅通民众监督渠道，让裸官的任何违规行为都能被及时发现。 公职人员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特殊的责任和担当，选择进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就必须放弃部分个人私利，始终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清理裸官，不是对干部的苛责，而是对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公权力公信力的必然选择。只有让手握权力的人，真正做到心在国内、根在国内，才能让民众放心，才能让公权力始终为民所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