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欣伯1890年出生于河北宛平，早年入清朝禁卫军，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8年回国。他第一任妻子王碧琰1919年病逝于东京，他要求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两人结婚后移居日本。赵欣伯1925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成为首位中国人获此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返回东北，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向日军高官用日语阐述伪满政权构想，提议长春改名新京。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他担任立法院长，该职位虽无实权，但他通过搜刮下属和百姓钱财，5年内积累巨额财富，超过张作霖时期，被称为财神爷。 赵欣伯1938年任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携家人移居北平。1943年秋，他与耿维馥多次赴日购置土地房产，将房产地契署赵碧琰名，并将两箱财物置于东京世田谷区成城町住宅地板下防空洞，浇筑一米厚混凝土封存，委托日本律师管理，返回伪满。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欣伯作为伪满高官被捕，关押重庆渣滓洞监狱，1950年病死狱中。耿维馥预感丈夫结局，将所有丈夫财产文件和身份资料销毁，带儿子赵宗阳隐居北京郊区胡同，改回耿维馥姓名，靠扫街维持生计，过二十多年低调日子，避免与过去关联。 耿维馥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穿上旧棉袄，推着清洁车沿北京西城胡同清扫落叶，手上层层老茧握紧扫帚柄，低头避开路人目光。1960年代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理赵欣伯遗产案，财产包括东京及周边1600公顷土地、10余间房屋、20多箱金银珠宝，因战后升值达3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天文数字，多人冒充赵碧琰提交假证件，法庭审阅数十份材料，传唤十多个证人，真假难辨，只能暂缓裁决。耿维馥起初不愿介入，继续在北京郊区扫街，戴旧帽子，弯腰捡拾垃圾，脚步缓慢绕过水洼。 1963年，中国华侨总会闻讯，联系耿维馥亲属，提供帮助，她提供书面证据，包括结婚旧照、户籍记录和儿子赵宗阳出生证明，一笔一划写清细节，但拒绝出庭。1979年，华侨总会与中日律师团、公安系统交叉验证耿家亲属证词、伪满旧同事回忆、赵欣伯日本住所旧友陈述，甚至下葬细节，最终锁定耿维馥即赵碧琰。她坐在自家小屋炕边，借昏黄灯泡检查文件，双手折叠纸张塞进信封寄出。1982年，最后听证阶段，耿维馥步行去邮局，投递补充材料，信封上贴好邮票，按下手指确认。 1984年9月，法院判决下达，她继承权确立，30亿日元汇款通知抵达。她站在北京市民政局门外，冬风吹乱头发，手握公证书，低头塞进布兜，脚步缓慢走回胡同小院。回家后，她坐在木椅上，盯着汇款单，手指反复摩挲纸边，工牌挂在胸前，字迹磨损映入眼帘。次日，她找邻居帮忙起草捐赠书，笔尖在纸上划出字迹，指定24亿上交国库，用于基础教育与公益设施建设。她签字时，墨水微微晕开，抬头望向窗外灰蒙天空，按下手印。 汇款到账那天，她穿旧棉袄，步行去银行，柜台灯光照亮她的脸，工作人员核对身份，她点头确认，转身离开时，肩膀微微耸动。耿维馥捐出24亿后，又将剩余部分中近5亿捐给慈善事业，用于中日文化教育基金，仅给自己留下一套40平方米旧房、两床棉被和一本丈夫旧手稿，那是为日本人写的满洲建设提纲，她将它置于床头柜上，作为提醒。人民日报报道此事后，引发公众注意，人们在胡同议论她选择，但她未作回应，继续扫东四八条胡同，每天清晨推车出门，握紧扫帚柄，缓慢清扫一地落叶，风大那天，她紧裹围巾，弯腰捡拾树枝，直至完成最后一班。 晚年，她步行去医院检查，双手扶墙坐下等待，医生核对姓名，她点头确认。1989年，她在医院平静离世，享年89岁。这起遗产案从1960年代持续到1984年，涉及中日两国法律系统，华侨总会发挥关键作用，推动身份确认。赵欣伯财产来源主要通过伪满时期职位敛财，包括土地增值和金银存储，这些细节经法院档案证实。耿维馥选择捐赠反映出对历史负担的处理方式，避免个人独享。 遗产总额30亿日元包括本金和20年利息，按1984年汇率约合人民币2亿元，在当时经济背景下相当于巨额资金，用于国家基础建设。赵欣伯早年留学经历塑造其亲日倾向，导致后期投靠伪政权，参与制定伪法令和培训伪官员，这些行为记录在历史档案中。耿维馥隐居生活维持37年，工资每月50元左右，捐赠决定基于家庭会议讨论，确保资金用途明确。 中日律师团在1979年后加强合作，交换证人证词和文档，加速案件进展。赵宗阳作为儿子提供辅助证明，确认母亲身份。法院终审于1984年9月7日，东京家庭裁判所宣布耿维馥唯一合法继承人，此判决登上国际媒体，如纽约时报头版。捐赠资金具体分配到教育和公益领域，推动学校建设和设施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