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1989年，邓颖超重病，她要求放弃抢救措施，实行安乐死。江主席听到她的请求后，表示这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女性，为何要这么说呢？ 邓颖超一生致力于党和人民工作，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到晚年仍保持清醒思维。她从六十年代起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脏和肺部问题，工作强度高，但她坚持完成任务。她的生活方式简朴，注重节约，从不追求个人享受。这种态度源于她对集体利益的重视，避免个人成为负担。早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她开始规划身后事，强调一切从简。她的这些安排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作风，影响了身边许多同志。 1978年7月1日，邓颖超向中央写信，提出遗体火化、骨灰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并要求公布这些内容。这份信件反映了她对党的忠诚和资源节约的意识。她认为这些措施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让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前瞻性强，许多人从中学习到简约精神。她的信件被中央保存，作为参考。 四年后，1982年6月17日，她重新抄录这份文件，添加两条：住所交公，不设故居；对周恩来亲属不搞特殊。这些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特殊化。她希望通过这些要求维护党风，防止出现不正之风。她的行动影响了后来的党内规范，许多领导干部从中汲取经验。 同年11月5日，邓颖超召集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等同志，成立小组处理身后事。杨德中主持，赵炜协助。指示包括患病无救时不抢救、未用工资交党费、房屋交公、图书文件交有关单位。这些具体安排显示了她对细节的关注，确保一切按制度执行。小组的成立保证了她的意愿得到落实。 1988年1月，邓颖超通过广播了解安乐死概念，即对不可治愈患者用药物无痛结束生命，以节约资源。她给电台写信，表示赞同并愿带头采用。这与她一贯的节约理念一致。她多次在日常中提及身后事，避免浪费。她的身体状况让她不断思考这些问题，工作人员记录了她对资源的重视。 1989年10月16日，邓颖超正式向李鹏总理递交申请：病重时不浪费药物抢救，请求批准安乐死。李鹏收到后，上报江泽民。江泽民审阅后批示：邓大姐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值得学习。请常委阅后保存，今后照此办理。这批示体现了高层对她精神的认可。 邓颖超的请求源于她对党的责任。她遗嘱强调不搞个人纪念，对亲属不特殊，严守党纪。从情感上，许多人舍不得她离去，但她的想法体现了高度觉悟。她的申请在当时引发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虽然社会争执大，但她旗帜鲜明支持。这反映了老革命家面对生死的态度。 邓颖超的安乐死申请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她长期思考的结果。从六十年代多种疾病缠身，她一直注重不给组织添麻烦。她的遗嘱多次修订，确保符合实际。1989年的报告是她对安乐死支持的正式表达。李鹏的汇报和江泽民的批示，使这份文件成为党内参考。 江泽民的批示虽简短，却点明了她精神的本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这种评价在党内流传，激励了许多人思考生死问题。邓颖超的请求虽未在生前实施，但她的意愿被尊重。她的安排影响了后来的丧事处理，体现了节约原则。 1992年7月，邓颖超突发高热，入院确诊肺炎。医院尽力治疗，但效果有限。她提出不要用药，建议安乐死。医护坚持治疗。她在睡眠中平静离世，没有过多痛苦。中央举办高规格追悼会，群众自发聚集长安街。骨灰洒入天津海河。 邓颖超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延续。她一生无私奉献，晚年安排体现了她的境界。她的安乐死请求虽未执行，但她的精神被传承。江泽民的批示成为对她评价的定格，影响了后人。她的骨灰融入大海，象征着她与人民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