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杨振宁夫人和李政道夫人的合影，真是一个比一个优雅。 杜致礼的优雅，打小就刻在骨子里。 1927年，她出生在陕西米脂的杜家大院。 父亲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国民党中将，母亲曹秀清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米脂自古有“婆姨绥德汉”的说法，可杜致礼这朵“米脂之花”，偏不靠皮相出名。 杜聿明虽是武将，却写得一手好字，最爱读《史记》和《孙子兵法》。 家里藏书阁摆着线装书，从《资治通鉴》到西洋画册，她翻得比课本还勤。 母亲教她弹钢琴、画工笔，父亲教她写毛笔字，连丫鬟都记得：“大小姐练字时，砚台里的墨从来不干，说‘字如其人，得日日养着’。” 1940年，杜聿明率部抗日，杜致礼跟着母亲辗转重庆。 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她穿蓝布旗袍，梳两条麻花辫，成绩总考第一。 那时候的杜致礼，还不知道“优雅”二字会成为她一生的标签，只觉得“读书写字、弹琴画画，是比穿漂亮衣服更要紧的事”。 缘分这东西，有时比物理公式还奇妙。 1944年，17岁的杜致礼考入西南联大附中，成了杨振宁的学生。 杨振宁那年21岁，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留校当助教。 他站在讲台上讲微积分，看见最后一排扎麻花辫的女生，笔记写得比男生还工整，课后追着问问题，眼睛亮得像星星。 杜致礼后来在日记里写：“杨老师讲题时，眼镜滑到鼻尖也不扶，粉笔灰落在袖口，像撒了把星星。” 两人真正走近，是在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前。 杜致礼去送他，两人在昆明翠湖边散步，杨振宁说：“等我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娶你。” 杜致礼低头踢石子：“谁要等你？我可能早嫁人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可她却把杨振宁送的英文诗集《草叶集》翻得卷了边。 这一别，就是五年！ 杨振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杜致礼则在1947年随母亲去美国陪读的姑姑生活。 1949年圣诞节，两人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偶遇。 杨振宁端着饺子愣在原地，杜致礼的围巾还是当年他送的那条米白色羊毛款。 “杨老师，你头发怎么白了？”杜致礼脱口而出。 杨振宁笑了：“想你想的。” 没有玫瑰，没有钻戒，1950年，他们在纽约市政厅领了结婚证。 嫁作科学家夫人，杜致礼的日子可不是围着实验室转。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搞研究，她就在家当“后勤部长”。 清晨五点起床做早餐，煎蛋要单面熟，咖啡要加半块方糖。 杨振宁熬夜写论文，她就煮红枣莲子羹，放在保温桶里。 可杜致礼从不是“附属品”。 她重拾画笔，在普林斯顿的公寓里画水彩，画案头那盆君子兰，画窗外飘雪的橡树，画作还被当地画廊展出过。 她学英语、读小说，跟杨振宁讨论《战争与和平》里的哲学，说“托尔斯泰写爱情，比写物理公式还严谨”。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获诺贝尔奖，杜致礼陪他出席颁奖礼。 她特意定做了一件浅蓝色旗袍，盘扣是苏绣的玉兰花。 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她用流利的英语说“感谢中国文化的滋养”，让外媒惊叹“中国女性的优雅，是刻在骨子里的”。 可这优雅背后，是她独自扛起的担子。 1953年，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获特赦前，杜致礼多次往返中美，通过外交渠道为父亲奔走。 她给周总理写信，说“父亲是抗日将领，希望政府能宽大处理”。 信里没提自己受的委屈，只说“想让父亲在有生之年，再见一面母亲”。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杜致礼立刻安排父母团聚。 她在美国给父亲买西装，给母亲买旗袍，教他们用筷子夹饺子，说“咱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不能丢了老规矩”。 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杜致礼跟着回来。 她穿着旗袍走在长安街上，看见卖冰棍的老太太，会用陕西话打招呼：“姨，来根冰棍，多放糖！” 老太太愣了：“这闺女，咋说得跟俺们米脂人一样？” 那时候，杜致礼才知道，故乡的窑洞还在，小时候爬过的枣树还在结果。 杜致礼的优雅，从来不是穿金戴银。 她晚年住在清华园的公寓里，家具是旧的，沙发套洗得发白，却总在窗台摆一束野菊花。 2003年，杜致礼病逝，享年76岁。 杨振宁在葬礼上说：“她不是我的‘夫人’，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扛过战乱，一起走过异国他乡，一起等回了父亲。她的优雅，是米脂的黄土地给的，是杜家的家风给的，更是她自己活出来的。” 很少有人知道，杜致礼的旗袍是自己缝的，她的优雅是自己熬出来的。 女人的优雅，从来不是天生的，是跌宕里长出的从容，是风雨里撑起的伞，是无论何时都能把日子过成诗的韧性。 主要信源：（央视网——杨振宁回国秘闻 岳父杜聿明诺奖贺信促其回大陆 澎湃新闻——杜致礼的一生过得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