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随笔 老马认为，韦伯书中对十八世纪德国社会民族主义对德国社会影响的剖析，值得警惕和深思，这是这本书最有价值和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因为韦伯早早就洞察到，当宗教的“力量消减”褪去，民族主义若与资本逻辑、权力意志结合，会催生极端排他性与扩张性，侵蚀社会理性与公平底线，这也许是一条镶嵌在任何一种体制内，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隐形“斩杀线”。它不仅可以随心所欲“斩杀”民主和财富，还能蛮横无理的“斩杀”自由和尊严，这才是真正任性的少数利益既得者的权力游戏。
这种状况和宗教没有关系。虽然他们有时会用宗教或新宗教创造新的“宗教伦理”。比如说哈梅内伊和他的革命卫队，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前苏联所做的那样。
因此，老马认为任何帮助资本和政权建立“铁笼”，维护铁笼的人，他们没有人类最基本的伦理，他们只是被资本和权力控制的“新异教徒”，他们的财富和优沃是建立在“被（宗教和政权）拣选”自我赋圣和“法外倾斜”之上的，他们的财富没有“精神”只有“神经”，他们的财富比“资本”更加血腥。
韦伯笔下的清教徒焦虑，源于对上帝的负责“新异教徒”的“虔诚”。而“新教徒”则是选择队资本、权力和民族主义复合系统的绝对效忠，这是根本性区别。
新教徒已不再有内心的救赎焦虑，有的是对系统规则的娴熟运用与膜拜，他们的“天职”是维护并扩张这个系统，他们通过资本、接近权力、代言民族情绪，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神的”共同体利益，他们成了可以随意割韭菜的大祭司。
而这些，只能在搁置意识形态之争，“禁欲”的情形下，也许才会看得会更明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