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特务团李宽和正趴在杂树丛里，突然一个被敌人追赶的红军拼命地从他身边跑了过去。他心中一惊，慢慢向后挪。谁知一回头，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 1937年的春天，空气里不仅有黄土的腥气，还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在那张被标注为“遣返原籍”的名单上，赫然写着李宽和的名字，在那个年代，这通常意味着一种更隐蔽的处决方式，离开虎口，送回原籍，然后被当地的团练或地主悄无声息地做掉。 但对李宽和来说，能上这张名单，本身就是一场在刀尖上跳舞的豪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那个被捕的冬天，杂树丛里，马家军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上，这时候只要手稍微抖一下，或者眼神里露出一丁点怯懦，他就会变成一具荒野里的冻尸。 对方是个一脸横肉的匪首，手指就在扳机上扣着“你怕不怕死”这根本不是审讯，这是猎人在戏弄猎物，李宽和做了一个违背本能的决定，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像标准红军战士那样高喊口号，他压住了原本的福建口音，硬是憋出一口蹩脚的“贵州话”。 “我是个挑夫，混口饭吃，哪见过什么徐向前”他把自己的身份降到了尘埃里，为了让这个谎言更像真的，他赌的是敌人对底层苦力的轻视，匪首搜遍了他的全身，除了一块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半截青稞饼，什么证件都没有，没有党证，没有红军的符号。 紧接着是那场令人窒息的心理测试，枪口顶住太阳穴，扳机扣动，“咔嚓”一声，没有火光，只有撞针空击的声音，李宽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或者说，他已经麻木得做不出反应，这反而救了他。 在敌人眼里，只有烂命一条的傻子才会这么迟钝，匪首狂笑着用枪托砸向他的后背，把他扔进了关押着七个红军的土屋，这第一关，他算是用命闯过来了，但这仅仅是开始，从张掖到西宁，再到兰州，这是一条用血铺出来的路，你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行军。 李宽和肩膀上压着千斤重的担架，上面躺着的竟然是受伤的敌军军官，这是个极其荒诞的悖论：你必须拼命保护想杀你的敌人，才能保住自己的命，路边的冰水是唯一的饮料，半碗掺着沙子的青稞面是全部的燃料，在这个队伍里，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这不是修辞手法，只要有人因为体力不支“噗通”倒在路边，马家军的马刀随后就会落下来，李宽和亲眼看着战友倒下，血溅在干硬的土地上，哪怕腹痛如绞，哪怕双脚已经感觉不到存在，他也逼着自己机械地迈动双腿，因为他知道，停下就是死，而活着才有翻盘的可能。 兰州的甄别之后，所谓的“遣返”开始了，这是一场漫长的流放，也是最后的机会，走到会宁街头的时候，变数出现了，在那个熙熙攘攘、尘土飞扬的路口，李宽和看见了一个乞丐，那人披着破羊皮，脸上全是黑灰，正拿着一根棍子沿街乞讨。 但就在眼神交错的那一瞬间，电流接通了，那是西路军教导团政委，朱良才，没有感人肺腑的认亲，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接头暗号，李宽和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个关键变量：两个县的押送兵正在交接，且心不在焉，旁边的小摊贩正在和当兵的争执吵架。 趁着那几秒钟的混乱，他一把将朱良才拉进了那支灰败的遣返队伍，负责点数的匪兵只是扫了一眼，根本没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个“乞丐”这支队伍继续向东蠕动，队伍里开始弥漫着绝望，有人小声嘀咕着党组织没了，革命完了，李宽和与朱良才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他们在队伍里成了精神的锚点，告诉大家：“只要心还在，党就在”这不是空洞的说教，这是在绝境中重组逃跑同盟的动员令，转机出现在五月下旬，队伍拖拖拉拉到了平凉附近一个叫蒿店的小镇。 那天晚上，李宽和躺在土屋冰冷的地上，迷迷糊糊中，墙壁变成了传声筒，隔壁匪兵那漫不经心的闲聊，在他听来简直就是惊雷“北边二十里，有红军”只有二十里，那是生与死的距离，也是绝望与希望的距离，他猛地清醒过来，把耳朵死死贴在墙上，确认了每一个字。 没有任何犹豫，他连夜叫醒了朱良才和另外两名已经结盟的战友，不需要开会讨论，方案简单粗暴：明天一早，跑，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借着吃早饭的混乱，四个人以前后脚去厕所、去取水为掩护，慢慢挪出了敌人的视线圈。 一旦脱离视线，掩饰就变成了狂奔，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命奔袭，身后响起了枪声，子弹在耳边呼啸，脚底早已磨烂的血泡被踩破，血水黏在破鞋里，钻心地疼。 但没有人停下来，他们向北跑，向着那个传说中“二十里外”的坐标跑，肺部像要炸开一样，喉咙里全是铁锈味，直到身后的枪声渐渐听不见了，直到连那个小镇都变成了地平线上的黑点。 当他们最终站在援西军司令部，看到刘伯承和任弼时的时候，这几个在枪口下没眨眼、在雪地里没叫苦的汉子，突然就崩溃了，李宽和紧紧握着首长的手，泪水冲刷着脸上积攒了几个月的污垢。 这不是脆弱，这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地狱般的筛选机制后，终于确认自己还活着的生理反应。 信息来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