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李敖忽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走路不稳当了，说话也不利索了，反应甚至也迟钝了，一查，确诊脑癌，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镇定之后，他马上立了一份遗嘱，上面提到了一个不该提到的人，在他死后就打起了官司。 对李敖来说，死亡不是突然袭来的灾难，而是一场必须严谨收尾的工程，遗嘱就是这场工程里的关键文件。 遗嘱里当然有房产、版权、有给妻子王小屯和儿女李戡、李谌的安排，包括火化后骨灰随风而去、不留墓碑的决定，这些都符合他一贯的“潇洒”。真正把火药埋下的，是那个被写得既不多也不少的名字李文。 李文是他和早年恋人王尚勤所生，成长在海外，也成长在父亲主流家庭的边缘。几十年里，父女之间的关系始终带着裂痕，他在经济上供养，却很少真正把她带回自己的生活核心。 等到晚年，他已经拥有一个由小他30岁的王小屯和儿女组成的“新家庭”，这只在他眼里单纯顺从的“小白兔”，成了他晚年秩序的重心。 为了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他选择把性子和自己一样火爆的长女隔离在外。于是，遗嘱里出现了那条最具争议的安排，每月给李文1000美元生活费，一直给到她70岁，看似一笔长期保障，却附着严苛前提，只要她提起诉讼，或者去骚扰王小屯及其子女，这笔钱立即停发。 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条款有理性的算计，也有难以启齿的歉意。他承认自己在家庭上的失败，却依旧相信，可以用条文替代沟通，用金钱换取安静。他以为只要把利益设计好，亲情的裂缝就能被“按下暂停键”。 2018年3月，83岁的李敖在病房安静离世。镜头前，他留给世人的是一串耀眼履历，从台大才子到《文星》主笔，从两度入狱的政治犯，到《李敖有话说》里的电视斗士，再到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人生像一场接一场的戏，热闹非常。 可灵堂花圈还未褪色，遗嘱风波便迅速爆开。得知内容的李文愤然出手，在她看来，那1000美元既不是照顾，反而像带条件的施舍，附带的封口条款更是一种侮辱。对一个性格与父亲一样强硬的人来说，这样的安排无异于宣战。 李文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异议，对遗嘱提出质疑，站在媒体镜头前，指责父亲在家庭处理上的失败；另一边，王小屯母子选择沉默，只强调照遗嘱执行。李敖生前费尽心思搭起的秩序，在他离开后瞬间崩塌。那份本想冻结纷争的文件，反而成为新战火的导火索。 这场官司绵延数月，舆论一再分裂。有人为李文抱不平，觉得一个从小在边缘位置长大的私生女，到头来只换来一份带条件的生活费，难免愤怒；也有人站在王小屯这边，认为李敖早已预见冲突，只能以最冷的方式把最热的麻烦挡开。 最终法院维持遗嘱原判，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他那套“防御计划”已经名存实亡。 回看李敖的一生，舞台上的他锋利、潇洒，仿佛什么都尽在掌握；到了病榻前，他仍试图用逻辑和法律，把最后的局面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而亲情从来不是可以“设计”的变量，几十年疏离堆积出的委屈和渴望，不会因为每月1000美元就被抹平。 李文争的，也许从来不只是那点生活费，而是一个被当成家人的位置，是对“我是你女儿”这句话的承认。王小屯守的，也未必只是财产，更是李敖生前极力维持的那份秩序与体面。 他曾说人生像一出戏，重要的是演得精彩。从思想战场到政治风波，他的确演得够轰烈，只是在落幕那一刻，这位自诩理性的老剧作家，仍旧没能给自己的家庭写出一个温柔的收场。 那份遗嘱，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篇文章，冷静、精致，也孤独，把一个聪明人面对亲情困局的无能为力，赤裸裸地摊在了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