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了17遍的资治通鉴，将300万字浓缩成10句金言，无疑是智慧的结晶： 一、顺，不妄喜；逆，不惶馁 二、祸不妄至，福不徒来 三、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四、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五、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六、三代之际，非一代之智也 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八、非人情，不可，难近，难亲 九、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部书三百多万字，两百九十四卷，从公元前四百零三年写到公元九百五十九年，跨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司马光说“精力尽于此书”。普通读者翻完一卷就喊累，毛主席却对身边人讲，自己读了“17遍”。 中南海卧室里，那本线装《资治通鉴》一直放在书架，封皮发暗，书页用透明胶贴得密密麻麻，边上圈点成片，是拿来“啃”的，不是拿来摆的。 和《通鉴》的缘分，要从一九一二年说起。 十九岁的毛泽东在几所实业、法政、商业学校之间折腾，又陆续退学，后来考进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被符定一录取。符定一看出他爱钻书，从书柜里挑出一部《通鉴辑览》借给他。 那时候纸粗印糙，这部书在他手里却翻得飞快，从战国到秦亡先在脑子里排演一遍，对整部《资治通鉴》的兴趣，就是那时点起来的火种。 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根据他的提议，请顾颉刚等二十一个专家组成标点委员会，把《资治通鉴》和胡三省注重新点校，印出一套新本。这套点校本一印再印，成了许多人的案头书。 毛主席自己既留着线装旧本，也用新本，两套书里都能看到圈圈杠杠和批语，相当于在北宋史家后面，又叠了一层二十世纪人的眼光。 他读书的劲头，护士孟锦云看在眼里。 有一阵子，他几乎抱着《资治通鉴》睡，一躺下就拿起书，一看就是大半天，累了翻个身，再看一阵。 书翻到烂，她忍不住起了兴趣，他索性送她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让她先摸门路。 小册子读完，问题来了：既然是给统治者照镜子，为何不从最早的历史写起，只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到五代？ 毛主席听到这个问号，像遇到了同路人。 他先把起点那一年挑出来说。公元前四百零三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把原本不合法的“三家分晋”盖上合法印章。司马光在书里评，这不是三晋坏礼，而是天子自坏天子之礼。镜子从这里立起来，意思很明白：上头把是非扔了，天下迟早要乱。 书中那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代雍正皇帝据此讲“治国先治吏”。毛主席愿意反复提起，实在是在强调：一个政权要站得住，先看礼义廉耻还能不能撑得住台面。 孟锦云又问，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收笔。 毛主席的说法干脆：本朝写本朝，很多事不好写，也是不敢写，不敢下笔的地方，往往就是藏着祸根的地方。所以扎实的史书，常常要靠后朝来补。 司马光在宋代写前朝，可以敢说敢写，轮到身边事，就难免顾忌。 书翻得越多，皇帝的画面越清楚。 有的能干，有的糊涂，可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登基。中国历史上不缺两三岁就穿上龙袍的娃娃。 上面昏，下面就敢乱来，大臣放纵，官吏拼命搜刮，百姓被逼到墙角。 《资治通鉴》记下过极其残酷的刑罚，有的地方把肚子剖开，拖着肠子走。看久了，很难不承认一句老话：暴政到了极处，造反是被逼出来的。 在皇帝和官吏之外，书里也扫了一眼文人。 那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毛主席也提起过，说秀才常有两样毛病，一是爱说不爱干，二是文人相轻。到了改朝换代关头，这种脾气多半只能在茶桌上逞强。秦始皇怕这些人闹事，就焚书坑儒，想靠烧书杀人一劳永逸，把天下锁在自己家里。 结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闹事的偏偏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教训摆在那里：靠杀光秀才保江山不行，只靠秀才翻江倒海也靠不住。 态度并不停在讥刺。《资治通鉴》里打仗的篇幅极多，有人把《左传》叫作“相砍书”，放在《资治通鉴》旁边看，其实“砍得还少”。 司马光这部书，可以说是更大的“相砍书”，一仗接一仗，背后却在看谁懂时机，谁会用兵。 毛主席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真正高明的政治家多半懂兵。在改朝换代的节点，有天下要靠打，有了天下还要靠打得住，这样的道理，翻几遍《通鉴》，自然就明白。 到了二十世纪，新点校本再度问世，毛主席把线装旧本、新标点本都翻烂，在页边写下自己的看法。他承认，搞政治离不开历史，也看得见，有人沉迷权术、沉迷阴谋，甚至把政治当“捣鬼的手艺”。 面对这种心态，他愿意搬出鲁迅那句“捣鬼有术，也有效，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这一句，放在《资治通鉴》上看，很像压轴的一锤：书里权谋不少，真正能扛得住时间的，是那些看准大势、守住底线的人。 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那部线装《资治通鉴》现在还在架上。 三百多万字，从司马光案头走到毛主席床头，又从床头走进后来人的视线。 把里面的故事反复熬，水分去掉，只剩下一串扎实的判断，这些加在一起，大致就是他从历史里攒出来的那些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