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只能代表一部人的看法，事实上汪东兴的地位在毛主席时代就确立了，汪东兴对毛主席

陈云只能代表一部人的看法，事实上汪东兴的地位在毛主席时代就确立了，汪东兴对毛主席忠贞不渝，坚决坚持毛主席路线，何错之有？！ 汪家的孩子心里有数，一年里有两天不能乱排事。 毛主席诞辰那天，全家要煮面条；主席逝世那天，一九一六年生在江西弋阳县清湖乡的汪东兴，不管腿脚多硬，都得往纪念堂走一趟，捧束花，站一会儿再出来。女儿说，父亲一辈子惦记的就是这位老上级，还总嘀咕，将来见到毛主席，也好有脸打声招呼。 外头提起他，多半先搬出陈云的那句重话，语气生硬。可真要问一句，他在毛主席身边这个位子是怎么坐上的，只靠那几句话，确实说不透。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的炮口已经对着延安，中央机关准备从王家湾撤出。毛主席坚持“看到敌人再走”，任弼时着急催，周恩来说不如找个人替主席看一眼敌人。毛主席回头问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这个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红军干部，干脆回了一句：“主席叫干啥就干啥。”他带一个加强排和几名骑兵，占住山顶工事，三次打退刘戡前卫部队一个团，只一人轻伤，把敌人的“清剿”拖后了十二个小时。 中央趁大雨连夜撤走，敌人摸到王家湾时，山沟已经空了。毛主席后来点名表扬，说用极少兵力挡住大股部队，为中央赢得宝贵时间。这一仗，把他从一众警卫干部里抬了出来。紧接着，他领命带一个连尾追刘戡，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设伏，一连对上一营，打坏汽车，还在车上摸出联络密码本，两名骑兵连夜送交前委。歇气的空当，他带人打退还乡团，帮老百姓看住八百多担麦子。毛主席说，这八百担麦子和打掉八百个敌人一样值钱。 往前追，他在红军里当过排长、连指导员、大队教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走过长征；到陕北后，干过河防组织科、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几桩要紧差事。职务不算耀眼，却都是“掉链子不得”的岗位。等中央要从陕北往华北挪，眼光落到这种又能打仗又肯干事的干部身上，其实很顺理成章。 一九四九年春，毛主席进北平，先住香山，再住中南海，这一线的警卫交给汪东兴。那年冬天，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也是点名让他负责。从北京到满洲里，桥梁、涵洞、制高点都要布岗，专列分前卫车、主列车、押车，谁上哪节车厢，他掂量得清清楚楚。后来人们记住“毛泽东访苏”，很少有人去想，每一公里背后站着谁。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头衔一串串往上加：中办警卫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九局局长，中办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细看只有一条线没动过，中南海的警卫、中央机关的警卫、毛主席本人的安全，一直拴在他手上。几十年下来，中南海没有出过一次重大安全事故，这句话看着平淡，做起来却不轻松。 日子紧的时候，他也得当“黑脸”。一九六零年前后，全国还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里，毛主席发现身边个别工作人员多吃多拿、索要紧俏日用品，很上火，把在江西任职的汪东兴提前调回北京，主持主席办公室小整风。学文件、摆问题，多拿多占的统统退钱。整风搞了十来天，风气收住了。毛主席知道后，决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把这笔钱补上，这件事后来在中南海传了很久。 风浪大的那几年，他本人也差点被卷翻。一九六七年一月，江在幕后攒人对他下手，口号喊到“火烧”“油炸”，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连批斗。 毛主席听说，只丢下一句“烧烧炸炸可以，不要烧焦了”，造反派的劲头就下去不少。 一九六九年九大，他照样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在“天才论”上摔了一跤。陈伯达搬出一堆马恩语录，林彪提议由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他在华北小组里跟着表态，这段发言被编进六号简报。毛主席看完不痛快，把他叫去批评，他当场认错，此后在路线问题上站得更靠前。 再往后看，就是他退休后的选择。 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中南海干了一辈子，晚年拒绝西方高价写回忆录的邀请，把稿子交给当代中国出版社，说的是党性，也是心里的那杆秤：以后见着毛主席，好歹能挺直腰。 陈云的那句重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汪东兴在毛主席时代一步步站上来的位置，王家湾和高家川那两仗，中南海几十年没出事的那份稳当，风浪里几次被拉住的命运，也都摆在那儿。把这些放在一块儿，再去琢磨那句“何错之有”，心里多多少少会停一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