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圳母亲，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做了一连串让身边人都看不懂的安排。先是把公司股权全给了认识十五年的异性朋友，又把三千万遗产留给女儿，还赶在离世前一个月和丈夫离了婚。等她因卵巢癌去世后，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这位母亲姓蒋。在她离世前不到一个月，2023年3月6日，她和第三任丈夫张先生离了婚。根据协议，两个女儿归蒋女士直接抚养，张先生不用付抚养费。财产上，张先生分到了深圳的三套房子、惠州一套房，外加230万现金补偿，按他说法，总价值超过一千万。那时，蒋女士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更早一些，在离婚前一个多月，2023年1月30日，蒋女士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她去立了一份公证遗嘱。遗嘱里写明，把她名下三家公司的股权，全部送给一位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是她生意上合作了十五年的伙伴。她在遗嘱里写：“我希望，在我去世后，王先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照顾我的两个未成年女儿至成年，给予她们爱和关心、引导。” 但这份公证遗嘱上，同时也注明了“无附加条件”。 就在离婚前一天，蒋女士又写下一份自书遗嘱，指定王先生是两个女儿的第一顺位监护人，她自己的表妹是第二顺位。到了离世前几天，她再指定王先生的妻子卢女士，作为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女儿们继承的价值三千万的房产和存款，要等到22岁才能动用，期间由卢女士管理。 蒋女士没有给自己的母亲留遗产，只给弟弟分了一套价值约150万的房产。这一切安排，张先生是在蒋女士去世后才知道的。他最无法接受的，就是女儿的监护权问题。“两个女儿是我与蒋女士的法定女儿，却将监护权交到了王先生手中。” 虽然实际上，女儿们在母亲去世后几天，就由张先生抚养了。 张先生对这份遗嘱的合理性提出了强烈质疑。他出示了一份2017年的打款记录，附言写着“蒋某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贴”。他认为蒋女士立遗嘱时可能神志不清。不过，法院向深圳市康宁医院调取的病历显示，蒋女士在2015到2022年间就诊过12次，诊断包括“焦虑抑郁状态”“双相情感障碍？”等。而蒋女士本人在遗嘱开头明确写道：“本人书写本遗嘱时神志清醒，本遗嘱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025年，张先生以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名义，把王先生和卢女士告上了法庭。他的核心主张是，那份股权遗赠是“附义务的”，义务就是王先生要抚养两个女儿成年。他认为遗嘱里的“希望”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恳切的要求”，具有法律约束力。他甚至提出，如果巨额遗赠给异性朋友却没有特殊理由，那要么不合常理，要么可能涉及不正当关系。 张先生的诉讼请求非常具体：要求王先生把已经过户的三家公司股权还回来，或者支付380万股权收益；还要求王先生按月支付高额抚养费、房屋按揭款，甚至一笔名叫“监护风险成本”的钱，总计每月高达十几万元。 法庭上，王先生和卢女士的答辩很明确：遗赠是遗赠，监护是监护，这是两份独立的遗嘱。公证遗嘱上白纸黑字写着“无附加条件”，“希望照顾子女”只是情感上的嘱托，不是法律义务。他们认为张先生是在滥用诉权。 法院今年1月的判决，完全采纳了王先生方的观点。法院认为，关键在于，蒋女士在指定王先生为监护人的那份遗嘱里，“完全未提及遗赠的相关内容”。两份遗嘱是独立的，法律上看不出“拿了股权就必须养孩子”这种捆绑条件。因此，法院驳回了张先生的所有请求，7万多元的案件受理费也由他承担。判决书里还提到，其中一家公司股权，早在2023年4月，蒋女士去世几天后，就已经变更到王先生名下了。 在另一份相关的判决里，法院虽然认定张先生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但也明确驳回了他想撤销卢女士遗产管理人资格的请求，再次认定蒋女士的所有遗嘱都合法有效。 拿到判决书后，张先生说他还会继续寻求法律途径。这场纠纷，表面争的是股权和抚养义务，内里却是一个母亲在生命尽头，对自己身后事极其复杂又清醒的布局。她把巨额财产留给了女儿，却把最能赚钱的公司股权，连同一份沉甸甸的“希望”，托付给了老朋友。她给了前夫足以安身立命的房产，却把孩子的未来，交付给了自己更信任的人。 你怎么看这位母亲最后的选择？如果是你，又会怎么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