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2017年3月，李敖忽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走路不稳当了，说话也不利索了，反应甚至也迟钝了，一查，确诊脑癌，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镇定之后，他马上立了一份遗嘱，上面提到了一个不该提到的人，在他死后就打起了官司。 2017年3月的那个清晨，台北的空气里带着潮湿的凉意，82岁的李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掌控他的战场，他突然发现自己控制不了那双腿了。 紧接着是喉咙发紧，原本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的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他被送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那一纸诊断书与其说是病历，不如说是一张死刑缓期执行令：脑干恶性肿瘤。 医生礼貌地给出了“三年”的预估，但作为一名在牢狱和诉讼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手，李敖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直觉，死神留给他的时间，其实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 在这个时刻，李敖重新变回了那个精于算计的操盘手，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必须收尾的“项目”，把自己关进书房，开始了一场针对身后的精密布局，从确诊那天起，他把作息调整成了残酷的“5+16”模式：每天只睡5小时，剩下16小时全负荷写作。 哪怕因为放疗副作用，他的左手抖得像风中的枯叶，墨水经常染脏了大片的稿纸，看着那些污渍，他暴怒：“这癌细胞算个什么东西？还没老子当年坐牢时啃的蟑螂毒！” 在这场与肉身的拉锯战中，他把自己最看重的版权金矿，包括《北京法源寺》那种千万级版税的收益，毫无保留地划入了他构建的安全堡垒，全部归属妻子王小屯和儿子李戡，甚至为了防止变数，还设定了“母亲代管至成年”的防火墙。 而对于那个性格像极了他、在北京十个月能打一百场官司的私生女李文，李敖太清楚她的杀伤力了，于是，他为这个“不可控变量”设计了一道精密的死人开关。 遗嘱里写着给李文每月1000美元，直到70岁，这看起来是一份温情的赡养，实则是一个冷酷的“封口费契约”。 其中的逻辑极度刁钻：只要李文提起诉讼，或者对李戡一家有任何骚扰行为，这笔钱立刻归零，这就是李敖的逻辑，他试图用美金做绳索，在自己死后依然要把这匹野马拴在柱子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理性算计不到的，比如血缘里的好斗基因，李文并没有按照父亲预设的剧本走，她宁可不要这笔钱，也要争那一口气。 2018年3月之后，即使面对这道“起诉即停发”的紧箍咒，李文依然选择了向法院提告，她认为这微薄的金额是一种羞辱，她要的是身为女儿的身份确认。 虽然最终法院驳回了李文的诉求，维持了遗嘱原判，李敖在法律层面赢了身后这最后一仗，但父女间最后的体面也随着这场官司荡然无存。 这也证明了，哪怕是最精密设计的法律条文，在绝对的情绪爆发面前，依然显得苍白无力。 除了法律的算计，这位老人也在试图清理情感的烂账，他像一位即将退位的君王，安排了一场场单向的告别。 他对鲁豫许下来世的约，对马家辉讲恩仇必报的道理，甚至在最后时刻，还对年轻漂亮的护士开着“王八蛋”的玩笑，试图用幽默来确认自己依然存在。 那个与他仅仅维持了115天婚姻、却被他挂在嘴边骂了大半辈子的胡因梦，在他临终请求一见时，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 2018年3月18日，李敖在台北荣总走到了终点，在意识崩塌的最后时刻，他嘴里喊出的不是继承了他千万版税的儿子，也不是那个让他头疼的女儿，他在喊“小蕾”，那是1971年，因为他入狱而被迫分手的初恋女友。 信源：半岛网《李敖亲笔遗嘱公开 对李文争产早有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