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贺龙独子没考上清华，找到父亲帮忙，谁知道贺龙居然大摇大摆开进了学校，而且指名道姓要找校长。 车子驶进清华园的时候，门卫一看车牌就愣住了。那时候北京城里小轿车不多，更别说挂着特殊号段的车辆。贺龙从车里下来，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手里还拿着那根标志性的烟斗。他没去办公楼，反而让工作人员带着，径直往教学楼方向走。 路上的学生老师都停下脚步往这边看。有人认出了这位开国元勋，低声议论着。“贺老总怎么来清华了？”“是不是视察工作？”“看着脸色不太对……” 校长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时，校长正在批阅文件。抬头看见贺龙，手里的钢笔差点掉桌上。他连忙起身，椅子在地上划出刺啦一声响。“贺老总，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贺龙摆摆手，直接在沙发上坐下。烟斗在手里转了两圈，开口就是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儿子今年报你们清华，分数差了几分。” 办公室里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摆声。校长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心里琢磨着，这是来打招呼的？还是来施压的？按说以贺龙的地位，真要给儿子安排个名额，根本不用亲自跑这一趟。 “孩子想读理工科，特别喜欢清华。”贺龙接着说，声音平稳得很，“他自己在家哭了两天，觉得对不起我这个爹。” 校长试探着问：“那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贺龙把烟斗叼上，划了根火柴，“我就是来告诉你们，该怎么录就怎么录。差一分也是差，规矩就是规矩。” 这话把校长说懵了。他见过不少来为子女说情的干部，有拐弯抹角暗示的，有托人递话的，像贺龙这样直接上门却明确表示“不插手”的，还真是头一回。 “可孩子那边……”校长犹豫着。 “孩子那边我做工作。”贺龙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校园，“咱们打仗那会儿，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讲规矩、讲公平的新中国？今天我自己儿子没过线，我就来走后门，那这革命不是白闹了？” 他转过身，眼神锋利得像刀子：“你们清华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给干部子弟开的后花园。今天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明天别人就能开更大的口子。这股风气不能从我们这些人身上开始。” 办公室里的几个老师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静静听着。有个年轻教师眼眶有点发红，他想起自己当年考大学，就是因为名额被有关系的人顶了，差点没学上。 贺龙临走前，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还得麻烦你们件事——帮我找几套清华的教材和讲义，我让那小子在家自学。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真有心读书，哪儿不能读？” 车子开出清华园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暗了。贺龙坐在后座上，一直没说话。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见，老总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生气，是心疼。哪个父亲不想看着孩子如愿以偿？可他更清楚，自己肩上扛着比父子之情更重的东西。 这件事后来在清华传开了。有人说贺龙太较真，一点变通都不讲；更多的人竖起了大拇指。那个年代，干部子女上学确实有些“特殊渠道”，但像贺龙这样把规矩摆在脸面上的高级干部，确实让人服气。 贺龙的儿子后来怎么样了？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凭自己的成绩考进了另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干起，一辈子没打过父亲的旗号。有人问他，当年父亲要是肯说句话，清华也许就进了，后悔不？他摇摇头：“我爸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腰杆要挺直。这个比清华文凭值钱。” 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总觉得里面有些东西特别沉。一个开国元勋，想要给儿子谋个上学名额，简直易如反掌。可他偏偏选择最“笨”的办法，亲自跑到学校，不是为了施压，而是为了表态：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想想现在有些现象，孩子上学找工作，家长到处托关系、找门路，还觉得这是“本事”。对比贺龙当年那股较真的劲儿，真让人感慨。权力这东西，用在为自己人谋利上太容易了，难的是克制自己不用这个权力。 贺龙那代人，脑子里有根弦绷得紧：打天下不是为了坐天下享福，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道。今天我们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那点关系，用还是不用？用在哪儿？这问题拷问着每个人。 那年清华园的梧桐叶黄了又绿，贺龙的车再也没有因为私事开进去过。但这个关于规矩、关于原则的故事，像一枚印章，盖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