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这次访华，对他“触动”很大。2月1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行动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英国的行动太慢了！” 斯塔默这次访华确实受到了不小的触动，他的言论背后反映出中英两国在发展模式、政策执行效率以及科技创新路径上的显著差异。从他率60多位工商界代表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华，到回国后直言英国在基建和科技领域“行动太慢”，这些表态既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客观观察，也是对英国自身问题的深刻反思。 先从他提到的科技领域说起，中国在人工智能、5G通信、数字支付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让长期自诩为“创新中心”的英国感受到了压力。以支付宝为例，这个集支付、社交、生活服务于一体的超级应用，在中国的普及率超过80%，几乎覆盖了从菜市场到高端商场的所有消费场景。 相比之下，英国虽然拥有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如Wise、SumUp），但移动支付的实际应用场景却局限于超市和餐厅的小额接触式支付，二维码支付的普及率不足30%，且缺乏像支付宝这样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反映出两国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上的不同路径：中国通过“互联网+”战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英国则受制于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数据隐私法规，创新应用的落地速度明显滞后。 再看基础设施建设，斯塔默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中国高铁网络的四通八达和城市建设的高效率，这与英国HS2高铁项目的坎坷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英国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基建项目，HS2高铁原计划2009年启动，第一段伦敦至伯明翰线路预计2031年通车，但截至2026年1月，连接伦敦老橡树公地与尤斯顿的隧道工程才刚刚开始掘进，且因资金短缺和环保争议多次调整路线，全长仅7.2公里的隧道预计要到2027年6月才能完工。 相比之下，中国高铁从规划到运营的平均周期仅需5-7年，例如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从开工到通车仅用了3年半时间。这种效率差异不仅源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与英国复杂的规划审批流程、工会力量制约以及公众对环境影响的过度关注密切相关。 斯塔默提到的“行动太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英国政治体制的掣肘。与中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策连贯性不同，英国频繁的政权更迭和议会辩论往往导致重大项目决策难产。 工党政府2026年1月宣布重启的“北方振兴铁路”计划，旨在连接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北部城市，但该项目自2014年提出以来已多次修改路线和预算，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代才能部分通车。 这种拖延不仅削弱了英国的区域发展平衡，也让企业对长期投资失去信心。 相比之下，中国通过“新基建”等政策快速推进5G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全年新建5G基站超230万个，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45%，这种“中国速度”让斯塔默深刻认识到，英国若想在全球竞争中不落下风，必须彻底改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治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斯塔默的言论并非单纯的“唱衰英国”，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作为工党领袖，他需要通过对比中国的发展成就，凸显保守党政府过去14年执政的低效，为2029年大选积累民意支持。 他在访华期间多次强调“与中国接触符合英国国家利益”，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英镑的经贸协议，包括奇瑞商用车欧洲总部落户利物浦、阿斯利康对华150亿美元投资等，这些成果既能提振英国经济，又能塑造其“务实改革者”的形象。 同时，他借批评英国行动太慢，为工党推动的“数字身份证”“绿色能源转型”等政策造势，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带领英国走出困境的“变革者”。 然而，斯塔默的反思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虽然承认英国在科技和基建领域的不足，却刻意回避了中英两国在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上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高铁网络建设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土地征收和财政投入，而英国的私有制和环保法规使得类似项目举步维艰；中国的数字支付普及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统一的市场，而英国碎片化的金融市场和严格的监管体系难以复制这种模式。 此外，斯塔默在采访中对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只字未提，却选择性地强调“合作”，这反映出英国仍希望通过技术输出维持其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而不愿正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对其全球地位的挑战。 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若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都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对于英国而言，斯塔默的反思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这种反思转化为实际行动，打破体制性障碍，才是其能否实现“重新伟大”的关键。 而对于中国来说，斯塔默的言论既是对过去发展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鞭策——只有始终保持“行动优先”的务实态度，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