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信源：澎湃新闻——“革命小闯将”黄帅逝世后，叶永烈公布三十多年前采访通信 2017年12月，黄帅去世时57岁，她走得很安静，没有公开的告别仪式，也没有留下太多话。 对很多不再翻旧报纸的人来说，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有些陌生；但对五六十年代出生、尤其是在学校里经历过那段年代氛围的人而言，“黄帅”曾经是课本、报纸和广播里反复出现过的符号——“反潮流小英雄”。 北京那年冬天很冷，她离开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动静，这种“没人再围着她转”的状态，也不再成为谁用来表态的材料。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四十多年，情况正好相反，1973年，黄帅还只是中关村一小的学生，13岁，她在学校里因为调皮，挨了数学老师的惩戒（当时的惩戒方式，在很多学校并不少见）。 这件事本来属于很普通的师生冲突：孩子觉得委屈，老师认为是在管教，区别在于，黄帅成长在中科院科研人员家庭，家里环境让她更习惯用“讲理、找依据”的方式理解问题。 她把自己的想法写进日记，里面不仅有情绪，还有“为什么可以打学生”“师生关系应该是什么”的追问。 从今天的角度看，一个孩子在日记里，写下对体罚的反思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很早熟、很理性。 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日记并没有被当成私人空间来对待，她的文字被公开、被讨论，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对她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有人疏远，有人指指点点。 她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给报社写信求助，最初的目的只是希望有人出来讲讲道理，或者至少让她从“被围观”的处境里脱身。 事情随后走向了她无法控制的方向，她的来信被媒体报道并不断放大，很快被上升到“教育路线”“师生关系”“反对体罚”等更宏大的表述中。 一个普通的校园纠纷，变成了公共事件；一个13岁的孩子，从“当事人”变成了“代表”，报道一出来，她就不再只是黄帅，而是“典型”。 她需要接受采访、参加活动、在集体场合发言，对成年人来说，这些都尚且压力巨大，更何况是一个还在跳皮筋、写作业的孩子。 这种被推到前台的“荣誉”，并不只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的家庭也会随之承受连带影响：父母的工作环境、同事关系、组织评价都被牵动。 外界看到的是“光环”，家里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长期紧绷——孩子每天被盯着、家里被议论、生活被打乱，她当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这套机制，只能被动跟着走。 1976年之后，舆论环境变化很快，曾经被大力宣传过的事情，很容易在新的评价体系里，被重新解释。 对黄帅来说，这种变化更残酷：她既无法选择当年的“被捧”，也无法阻止后来的“被批”，周围人的态度会从敬畏、附和变成怀疑、嘲讽，甚至会把她当作“耽误学业、爱出风头”的反面例子。 一个孩子最难受的，往往不是被批评，而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始终被贴着标签走，既不能重新开始，也不能像同龄人一样正常长大。 她后来选择用成绩，去证明自己能把生活拉回正轨，1979年参加高考并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对她而言意义不仅是“考上大学”，更像是一种自我修复：至少在学习和能力上，她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稳，而不是永远被旧事定义。 毕业后，她又走得更远，1986年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学习，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常见，也意味着她主动，把自己从国内的关注与议论中抽离出去。 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没有人拿她当“历史人物”，也没有人要求她为过去的事件表态，对于经历过被围观的人来说，“没人认识我”反而是一种安全感。 她可以只做学生、做研究、做普通人，而不是一个随时要被解释的名字。 在日本期间，她看到中国留学生遭遇不公平对待时，仍会出面发声，这与其说是“延续英雄形象”，不如说是她性格里一直存在的那部分：遇到不合理的事会觉得难以忍受。 区别只是，她不再被媒体推着走，而是在自己能承担后果的范围内做选择。 90年代末回国后，她没有再去强化自己的“历史标签”，而是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编辑工作节奏相对稳定，更多面对文字、稿件和作者，远离公众视线。 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更合适的生活方式：把注意力放在具体工作上，而不是不断回应外界的好奇和评价。 2006年她出版《黄帅心语》，内容更偏向回忆与自述，很多人期待她写“控诉”或“翻案”，但她的表达更像是把自己的经历理清、把话说完整：她不是要把谁推上审判席，而是想把自己从那个被固定的符号里解脱出来，让读者看到“事件背后是一个人”。 因此，2017年12月她安静离世，与其说是被遗忘，不如说是一种迟来的“正常”。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自己从一次公共事件里一点点抽离出来，重新成为一个可以不被追问、不必表态、也不用承担象征意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