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天，城里下着小雪，我9岁，个头刚过1米三。那名日本军官低头摸我脑袋，

1939年冬天，城里下着小雪，我9岁，个头刚过1米三。那名日本军官低头摸我脑袋，我鞠了一躬，扣动扳机，1发子弹打穿了他胸口。枪声一响，我把枪塞进棉衣，顺着人群往巷子里挤。 拐到第三条街，一个卖糖人的老汉伸手塞给我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糖糕，嘴里只说了句“快走”。我咬着半块糖，在城门前被2个日本兵拦下，只能用几句生硬日语说“甜，很好吃”，他们笑着接过，抬手一挥让我过去。 天黑前，我钻进城外一片芦苇荡，那里藏着不到20人的武工队。队长大我十几岁，拍了拍我肩，说“手不抖就行”，递来1个窝头，我才发现枪后坐力把右胳膊震得发麻。 第二天凌晨，我们就接到炸毁军火库的任务，目标在城北一处山坳，外圈拉了两层铁丝网，巡逻每30分钟换一班。我个子矮，从东北角被野狗刨开的洞里钻进，数了4名岗哨的位置，又折回去画在土里。 当晚我们5个人再摸过去，我先潜到木岗亭后，用1块石头砸晕门口的兵。炸药搬进库房后，突然听到两双皮靴踩在碎石上，我躲在3个木箱后，等他们走近，用匕首放倒1个，捂住另1个的嘴，几秒后，外面传来连续几声爆炸。 此后6年，我跟着武工队转战了二十多个村子，送过上百封信，也护送过十几名伤员。有一次我们10个人被围在破庙，子弹打到只剩1发，我从墙缝里挤出去，跑了3里地叫来增援，回来时队长胳膊中了一枪，还塞给我1个烤红薯骂我胡来。 1945年抗战胜利，我刚满18岁，体重不足50公斤，却已经能单手托起步枪。部队整编时问我要不要去正规军，我摇头，只说先想回乐陵看看，心里还存着1点侥幸。 家里那间土房还立着，父母却在3年前就被通知牺牲，邻居说我爹当年掩护几十个乡亲转移，被3个日本兵当场打死。我在他们坟前磕了3个头，坐到太阳落山，也没掉一滴眼泪，只记得脚下的土很凉。 后来我在村里带了1支民兵队，手里最多时有过7支枪。我常对十几岁的年轻人说：“能不拿枪就别拿，可真要有人欺负到门口，咱得知道怎么扣这1下扳机。”有人好奇我打过多少敌人，我只说记不清了，大半都没名字。 再往后，每年清明我都会算一算，当年一起摸黑行军的那批人，能活到1945年的恐怕不到一半。想到那个给我糖糕的老汉，想到只爱骂人又爱塞吃的队长，再想到许多连年龄都没来得及留下的战友，我很难用1种简单的词去概括那段日子，这些记忆究竟说明了什么，也许还需要更多人慢慢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