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与越南的书籍交流据学者对越南国家社会科学中心汉喃研究院、文学院、史学院、越南国家图书馆等馆藏调查，同时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于2004年出版之《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所收法国远东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收藏的汉喃文献，以及日本《东洋文库安南本目录》、《古书院书籍守册》，共有安南本中国典籍514种，包括经部39种，史部18种，子部406种，集部51种。[15]这些反映了中国典籍在越南的传播状况。广州书坊刊刻的书籍在本地、国内销售，还有销往海外市场。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邓辉著《东南尽美录》，就是作者两次奉命出使广东，在广州居留期间与友人酬唱的诗文汇编。《东南尽美录》按文体编次，首为诗歌，次文章，又次为题匾、对联，嗣德戊辰年(二十一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冬十月由广州双门底拾介园书坊刊刻。书内封顶上横题“嗣德戊辰冬十月梓成”，下纵三栏依次为“望津醒斋邓黄中编辑”、“东南尽美录”、“邓季祠堂藏版”。⑥复旦大学陈正宏将之称为广东“代刻本”。邓季祠堂乃邓氏在越南所建祭祀邓辉之父邓惕斋的祠堂，全称“邓季小尊祠堂”。[24]邓辉在粤期间，曾将《邓黄中诗钞》、《四十八孝诗画》、《辞受要规》、《邓惕斋言行录》、《柏悦集》交付拾介园刊刻，故有诗赠拾介园主人梁惠存：《皇越地舆志》是阮朝官方地理书之一，成书于圣祖明命十四年(1833年)，刊刻于壬申年(嗣德二十五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全书两卷，记述各镇地舆，每镇记其名称、位置、疆界、物产、山川、名胜、风俗、遗迹、州府数量、沿革等，另有诗歌，为题咏章阳渡、徐式峒、雪山等名胜。该书书名页题“粤东佛山福禄大街金玉楼藏板”，并有“一在提岸和源盛发客”字样。[41]这里的佛山福禄大街即《佛山街略》之福禄里，说明该书在佛山金玉楼板刻后，通过嘉定提岸和源盛商号发往越南南圻市场。《皇越地舆志》作者潘辉注，字霖卿，号梅峰，阮朝山西国威府人。好读书，有“书癖”之号，中秀才。明命二年召补翰林编修，升侍读，充如清甲副使。后升承天府丞，广南协镇。六年再次北使，回国后派往荷属东印度。著述甚丰，除该书外，尚有《历代宪章类纂》、《华轺吟录》、《华程续吟》、《轩丛笔》、《洋程记见》等。《皇越地舆志》刊刻者为惟明氏，阮朝名臣郑怀德的后裔，在壬申年季冬序言中称：皇越地舆之书世所珍藏，未易经见也，予尝慕是书而无由及见。时幸有大富浪沙国官卢公，笃好南朝书籍，自北圻购买得之，回以示予，予一见之以为如获珍宝，徐而阅之，愈知宜乎世之所宝而珍藏之。[42]惟明氏乃将是书拿到广东，请代为刊刻，说明当时越南、广东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商业贸易关系，为探讨清代广东刻书业与越南的关系，以及广东省城版书籍与海外的生产、外销网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在多种版本的《皇越地舆志》中，佛山金玉楼藏板水平很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六年(1880年)运渎草堂抄本一种，即据金玉楼刻本所抄，书衣题名《越南地舆志》，该抄本与《南圻六省地舆志》合抄，书前有耐冷翁序文一篇，有多方李盛铎藏书印。明清时期中越之间的书籍贸易与流通，是南海贸易的重要一项，更是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广东地区与越南书籍交易历史悠久，到清代更加频密。中国典籍输入越南(主要是中国书籍流入越南)，越南使臣、官差，中越两国士人、僧人、道士、侨民，都是重要的媒介者。虽然各种人群都在这种交流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华商经营的书籍交易。越南官方出于政治上的统治需要和文化需求，民间社会在文化消费与宗教传播上的多样化需求，使得中国书籍在越南拥有一个雅俗共赏的广阔市场和长期需求。中越两地的华商及其海洋网络起了主导作用，华商一头在国内，一头在国外，构成跨国界“厂—店”协作关系。这种双向互联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广东与越南之间因地缘、人缘因素长久形成的海洋商贸交流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网络起作用的结果，而两地“天涯若比邻”的民间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蕴藏着推动诸如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的内部力量。中越之间“广东刊刻，嘉定发售”的书籍生产—销售网络，可称之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海上书籍之路”。（李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