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许地山和第2任妻子周俟松结婚，岳父断定许地山是个短命鬼,周俟松却执意要嫁。没想到多年后，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1929年，才子佳人的故事多了去了，但这一对特别扎眼。男主角叫许地山，也就是咱们小学课本里那位大名鼎鼎的“落花生”；女主角叫周俟松，那是妥妥的大家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才女。 这婚结得不容易。当时周俟松的父亲，也就是许地山的老丈人，看着眼前这个准女婿，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为什么？许地山这人，才华那是没得挑，燕京大学毕业，留洋英美，精通几国语言，还是研究宗教哲学的专家。可唯独这长相，实在是不敢恭维，加上那一副为了学问不要命的架势，老丈人断言：这人一脸短命相，嫁过去怕是要守寡。 可周俟松就是执意要嫁。 在她眼里，皮囊算个什么东西？许地山肚子里的墨水、骨子里的温厚，那才是无价之宝。 没想到，多年后，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1935年，许地山去了香港大学当中文系主任。那会儿的香港，那是英国人的地盘，殖民教育搞得乌烟瘴气，咱们中国人的孩子连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许地山一看，这哪行？他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骨子里流着他爹——台湾抗日义士许南英的血。 他在港大干了什么？拆墙！把那些把中国文化隔绝在外的墙都给拆了。他搞改革，请陈寅恪、马鉴这些大师来讲课；他搞抗日宣传，帮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跑腿。那时候，在香港搞抗日那是提着脑袋干活，英国人盯着，日本人盯着，可许地山不管。 他写小说《铁鱼底鳃》，讽刺官僚扼杀国防科技；他改编话剧《女国士》，动员大家捐款抗日。他白天上课、开会，晚上还要给流亡青年补习，还要写文章打笔仗。哪怕是铁打的身子也经不住这么熬。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心脏病突发，倒在了香港的寓所里，年仅48岁。正应了老岳父当年的那句“短命鬼”。 他走的时候，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周俟松，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那一刻，许家的天，塌了。 许地山走了，他完成了“落花生”的奉献，可苦难却实打实地落在了他的妻女身上。尤其是他的女儿许燕吉，她这一辈子的经历，简直就是把“人生无常”这四个字写到了极致。 许燕吉出生在1月13日，外祖父觉得“13”不吉利，特意给她取名“吉”。可惜，这名字没能压住命运的轮盘。 父亲去世那年，许燕吉才8岁。那是她人生的分水岭。前8年，她是住在洋楼里、坐着洋车的小公主，邻居是陈寅恪；后几十年，她成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 日军占领香港，母亲周俟松带着他们兄妹俩四处逃难，广西、重庆、湖南，最后到了南京。好不容易熬到新中国成立，许燕吉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想着日子终于要有盼头了。结果，命运又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反右开始了。许燕吉性格直爽，响应号召提意见，结果被划为右派，判刑六年，还带个附加刑五年。在监狱里，她不仅失去了自由，还弄丢了孩子——因为身心受创，孩子胎死腹中。 这还不算完。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她的大学同学吴富融，为了划清界限，起诉离婚。许燕吉不想离，她说：“别人踹我一脚，你不能也踹我一脚啊。” 可对方铁了心要走，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就在大牢里画上了句号。 1964年，许燕吉刑满释放。那年头，一个有着“历史问题”的单身女人，能去哪？她无处可去。 为了生存，为了落户口，为了不连累还在受苦的老母亲，许燕吉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她嫁给了陕西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魏振德。 这魏老汉比她大十岁，还带个儿子。 有人说，这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可许燕吉不这么看。 她说：“老头子人聪明，老实，对我还不错。” 这日子怎么过？白天干农活，晚上听魏老汉吼几句秦腔。在这个家里，没有风花雪月，只有柴米油盐。许燕吉硬是把身上的娇气磨得一干二净，成了一个满口陕西话的村妇。 这种日子，她一过就是十几年。 1979年，许燕吉平反了，回到了南京。这时候，很多人劝她：你也苦尽甘来了，那老农配不上你了，离了吧，给他笔钱打发了。 许燕吉这时候展现出了“落花生”真正的品格。 她坚决不离。她说：“当年别人踹我一脚，现在我就不忍心踹他一脚。” 她把魏老汉接到了南京，照顾他的生活，甚至把魏老汉的儿子视如己出，供他上了大学。 这才是许地山的女儿。 她没继承父亲的寿命，却完美继承了父亲的风骨。 晚年的许燕吉，住在南京的老房子里，家里陈设简单得令人发指。 她写了一本书，叫《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也就是这本书，让老友胡剑明看哭了，也让林青霞看了之后难过不已。 在书里，她没有控诉，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怨恨。她说：“历史像一株花，我希望既要看到它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不怎么好的根。” 许地山是那朵花，开得绚烂，谢得匆忙；而许燕吉，就是那个深埋在泥土里、尝尽了苦涩与黑暗的根。 2014年1月13日，就在她80岁生日的那天，许燕吉走了。这又是一个宿命般的巧合，生于1月13，死于1月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