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回忆于凤至：我和她没感情，不过生儿养女！她也有外遇，张学良说的这番话，是他90岁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采访时说的，这话一出，直接颠覆了世人对于凤至“贤良坚忍原配”的固有印象。 这话从九十岁的张学良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时过境迁的冷酷，像一把生锈的刀，划开了历史精心装裱好的画卷。世人看到的是于凤至的忍辱负重、情深义重，而在故事男主角的晚年独白里，这一切似乎成了被美化过的独角戏。这场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罗生门，关键不在于谁在说谎，而在于记忆本身，早就在时光和境遇的冲刷下变了形。 哥伦比亚大学的录音间里，记忆在自由流淌 要理解张学良为什么会在晚年说出这样的话，得先了解他当时身处何处——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访谈室。这不是普通的聊天，而是一个旨在“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严肃学术项目。自1948年创立以来，这里记录了大量重要人物的私人回忆。对刚刚重获自由的张学良而言，这里是一个安全的树洞。面对采访者，他不再是需要顾忌各方脸面的“少帅”，而是一个只想“讲出我认为是真的”的九旬老人。这种环境，容易让人卸下防备，也容易让压抑多年的主观情绪，以“历史真相”的名义倾泻而出。 一场婚姻，两套剧本：真相在断层之间 关于这段婚姻的起点，两人的回忆就完全对不上。 · 张学良的版本：纯属包办，婚前一面都没见，更谈不上感情。“我那是为了让我爹高兴。”在他口中，于凤至后来喜欢上他的一名参谋，甚至同去旅馆，而自己心知肚明却不戳破，只因“不爱她”。 · 于凤至的版本：在她生前留下的口述回忆录中，描绘的是另一幅图景：两人婚前相识，互有好感。她至死都认为与张学良感情深厚，并强调1964年的离婚是一场为了保护丈夫安全而被迫签字的“阴谋”。 甚至连于凤至广为人知的“华尔街股神”传奇，在张学良和一些知情者看来也值得怀疑。张学良声称，于凤至的财富其实是由张家的美籍管家伊雅格在打理，资金来源是张家早先转移出去的财产。 批判性解读：为什么晚年的张学良要这样说？ 当我们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时，直接评判对错是徒劳的。更有意义的是探究：为何张学良在恢复自由后，急于构建这样一个与公众认知截然不同的叙事？ 这很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于凤至的形象越是完美、坚忍、付出，就越会反衬出张学良在道义上的亏欠——他最终选择了赵一荻，并将与她合葬。将原配婚姻定义为“无感情”，甚至指出对方也有“外遇”，无形中能将一段深重的辜负，淡化为两个本无爱情之人的和平解约，从而减轻自己内心的道德负担。 同时，这也暴露了口述历史的天然局限性。它极度依赖讲述者当下的心境、记忆的筛选，以及与被访者的互动关系。九十岁的张学良，回顾的是七十年前的往事，其间隔着国仇家恨、半生幽禁、家庭悲剧（他们的三个儿子先后不幸离世），他的记忆怎能不被这些厚重的尘埃所覆盖和改写？哥伦比亚大学的方法固然严谨，但“他们不评判，只记录”，这意味着，个人的情绪和偏颇，也会被当作“史料”固定下来。 于凤至的沉默与执念 在这场话语权的角逐中，于凤至无疑是失声的一方。她在1990年孤独离世，无缘为自己辩解。但她用更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执念”：她在美国好莱坞山顶购买的墓地旁，留好了空穴，墓碑上刻着“张学良之妻于凤至”。无论法律如何判定，她至死都在坚守自己认定的身份与感情。这种沉默的坚守，与张学良晚年的犀利言辞，形成了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对照。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定论。张学良的直言，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看到宏大叙事背后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它提醒我们，对待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或许不应执着于寻找唯一的“真相”，而是去理解不同叙事背后的情感逻辑与时代烙印。于凤至的付出是否值得？张学良的评价是否公允？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于凤至的墓志铭，与张学良的口述录音，共同构成了这段往事的一体两面——一面是自我的坚持，一面是他者的释然。浪漫传奇的背面，往往是更真实、也更复杂的人性图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