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78年6月，北京电报大楼深夜的空气有些凝固，一通来自东京的国际长途，急促地敲打着郭沫若长子郭和夫的耳膜，电话那头，日本记者的问题很尖锐，甚至带着某种等待看戏的迫切：“令尊刚刚去世，作为长子，您有什么感想”。 电话这头出现了漫长的盲音，那不是信号中断，而是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抗议，许久之后，郭和夫只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我的母亲，叫佐藤富子”此时此刻，镜头若能拉回大连的一座老宅，你会看到82岁的佐藤富子正佝偻着背，在昏黄灯光下缝补一只旧袜子。 收音机里正播报着那个曾经叫“郭鼎堂”的男人的讣告，老人手中的针尖微微一颤，扎破了指尖，血珠渗出，滴在了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那张纸，是1937年郭沫若不辞而别时留下的“暂别信”这封信，她锁了整整41年。 而在随后北京那场盛大的追悼会上，五个子女联名送上的花圈，挽带上没有写哀思，只写了七个惊心动魄的大字：“母亲教我们报国”这哪里是挽联，分明是一份迟到了半个世纪的“结案陈词”。 1937年，佐藤富子手里拿到的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丈夫回国抗战，留给她的是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以及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当时的日本，她是被视为叛徒的女人，按照常理，这是一个标准的“苦情剧”剧本。 但佐藤富子硬是把它演成了一部硬核的“风险投资学”在资源极度枯竭的战争年代，她做出了令人咋舌的资产配置，全家住在贫民窟，靠煮糨糊、腌咸菜维持生命体征，为了给生病的孩子换药，她典当了最后一件和服，自己躲在角落啃梨核充饥。 但在这种连生存都成问题的绝境下，她却敢重仓“奢侈品”次子郭博九岁画画拿了奖，她竟然从牙缝里挤出钱，买了一台昂贵的柯达相机，四子郭志鸿想学音乐，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她咬碎了牙也要供他练钢琴。 这是什么逻辑，在她看来，肚皮饿了可以喝刷锅水，但精神的“钙质”绝不能断，没有纸笔，她就用木炭在大地上教汉字，防空洞里，炸弹在头顶呼啸，她却在讲《论语》她不是在教孩子怎么活下去，而是在教他们怎么“站”着活。 这种“大地课堂”不仅没把孩子教废，反而练出了一身硬骨头，长子郭和夫后来成了中科院化学家，他说自己搞科研的观察力，就是童年在野地里挖野菜练出来的，次子郭博成了建筑大师，上海希尔顿饭店就是他的手笔，灵感竟源自母亲当年用稻草搭的防震棚。 如果说教育是一场投资，那1948年就是一场关于尊严的“非零和博弈”那一年，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满怀希望赶到香港，推开门看到的却是郭沫若的新家庭，年轻的妻子于立群，和一群陌生的孩子。 换做任何一个普通妇人，此时大概率会歇斯底里，或者在这个名利场里大闹一番，索要巨额抚养费，但佐藤富子只说了三个字：“我走”这简直是教科书级的“止损”她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遭到抛弃的怨妇，而是转身带走了五个孩子。 并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全家加入中国国籍，面对日本移民局的质疑，她直接撂下一句：“孩子骨血里流着中国血，死也做中国鬼”这种格局，连周恩来都为之动容，亲自安排他们在大连定居，晚年的佐藤富子，把“博弈”玩到了极致。 1983年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却一次会都不去开，理由简单到让人心疼：“我去了，别人就会议论郭沫若，会损害他的名誉”你看，即便被辜负了一辈子，她依然在用沉默维护那个男人的体面，这种无声的耳光，比任何声泪俱下的控诉都更有力量。 佐藤富子一手带大的五个孩子，全部杀入日本帝国大学等顶级名校，老大是石油化学先驱，老二是建筑业泰斗，老三是动物所工程师，老四是钢琴教授，唯一的女儿也是外语博导。 就在前年（2024年）11月，92岁的四子郭志鸿去世，他留下的《新疆舞曲》至今仍是钢琴系的必修教材，反观另一组家庭的数据，虽有才情，却难掩命运的凄惶与坎坷。 1995年，101岁的佐藤富子在上海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临终前，她让子女拿出了所有的积蓄，500万日元，那是一张皱得像腌菜叶一样的存单，是她一针一线缝了三十年袜子攒下的，她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中国。 信息来源：光明网——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
